为什么中国直销行业缺席仁川WFDSA大会？

　　样板一：马来西亚，地位是帮监管“干活”干出来的
　　马来西亚的协会1978年就成立了，叫马来西亚直销协会，简称DSAM，最早是在安利等外资企业推动下办起来的。但早期它更像一个外资企业抱团的俱乐部，核心是维护会员利益。当时马来西亚行业名声也不好，“老鼠会”、金字塔骗局的阴影一直在，外面的人不觉得这个协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真正的转折是立法。1993年，马来西亚出台《直销与反金字塔法令》，直销必须持牌经营，金字塔骗局被明令禁止；这部法令后来在2011年做过一次重要修订。
　　法令出来后，执法部门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了解不够，管起来吃力，于是转头找协会帮忙——你帮我把行业里的门道讲清楚，配合着管。协会接下了这个活。
　　1998年，DSAM的《商德守则》获得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正式背书，成了官方认可的行业自律文件，后来又在2009年由部长亲自推动强化。有了官方背书，这套守则的约束力就不再只对着会员，而逐渐成了整个持牌行业都参照的行为标准；企业要入会，也得先持有直销牌照、承诺遵守守则。

　　样板二：韩国，把自己变成监管离不开的那双手
　　1988年，18家企业发起成立访问销售协会，就是韩国直销协会（KDSA）的前身。那时候韩国社会对直销的误解也很深，多层次销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外面传进来的，一开始就带着“金字塔”的坏印象，行业背着重包袱。
　　协会成立第二年，1990年就加入了世界直销联盟；1992年又得到政府正式认可。有了名分之后，它开始做一件很具体的事：配合公平交易委员会，做行业信息报备、数据共享和消费者救济。韩国法律对多层次直销管得很细——比如拨给经销商的后援津贴不得超过供货额的35%、多层次公司要加入消费者赔偿保障共济组织——这些规则要落地，监管需要一双懂行业的手，协会就把自己变成了那双手。
　　2021年，韩国直销协会在世界直销联盟的“协会绩效标准评估”里拿到最高的铂金奖（Platinum，评级从铜、银、金到铂四档），会长是艾多美的朴韩吉。它的全国性代表资格，是在这个过程里自然长出来的。
　　这两个案例的内核一样：协会的地位不是民间呼吁来的，是自己挣来的。替监管解决实际问题，监管才让你守门；守住了门，才有资格坐到国际桌子上。

　　中国卡在哪儿？最直接的，是全国性协会缺位
　　2014年前后，其实有过两条筹备路径。
　　一条是外资牵头：2014年2月19日，挂靠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下面的直销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当时唯一由官方督办的直销行业组织。另一条是内资牵头，筹建“中国直销协会”，当年报道说它“即将完成筹备”，但最终没能真正成立起来。路线和利益，都没谈拢。
　　外资在牌照获取和政策话语权上长期强势，内资长期弱势。一个统一的协会，意味着双方要在同一个平台上共享话语权、协商规则，这触及实际利益。再加上早期立法博弈里，外资巨头多倾向多层次直销，雅芳走的是单层次，模式路线本身就有分歧。一个连内部都没谈拢的行业，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协会。
　　更深一层，监管长期以准入审批和严格执法为主线，对“把守门职责交给行业组织”这件事一直比较审慎；而行业自身的信任水位也不够高，经过多轮舆情和违规事件之后，自律的可信度还没到让监管放心交门的程度。

　　地方上不是没动作，但省级进不了国际会场
　　没有全国性协会，地方层面其实已经在试。
　　2015年，广东省直销企业协会成立——6月在省民政厅登记、由广东省商务厅担任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内第一个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成立的省级直销企业协会，首届会长单位是安利。
　　江苏走的是企业联盟的路子。江苏省直销企业联盟2023年7月成立，由省市监部门直接指导，实行轮值理事长制：第一任是安利，第二任轮给内资的安惠生物，2025年又交到了完美手里，明显是想在地方层面平衡内外资的话语权。
　　这些地方组织都在试着做“帮监管干活”的事，但它们进不了国际会场。世界直销联盟认的是全国性协会，一个省再活跃，也代表不了全国。

　　钥匙在国内
　　所以仁川的会场里，中国的声音是缺席的。不是没话说，是麦克风不在手里。
　　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钥匙不在仁川，在国内——监管愿不愿意相信，有一个组织既能代表行业、又能帮着把行业管好；行业愿不愿意承认，自律不是做给外面看的；内外资愿不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先把“谁来代表”谈明白。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难，但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