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多封家信曝光 被抓后回应陪睡借钱质疑

　　掮客，生意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
　　吴英与骆华梅相识于义乌人杨军的介绍，骆华梅又将自己在义乌文化局的表哥林卫平介绍给了吴英，于是林卫平也成了吴英口中的表哥。家人并不知道吴英与这两个义乌人之间的交情有多深。事发之后，林卫平成了吴英案当中最大的放贷者。
　　吴英通过杨军第一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是2005年，几个人约在茶楼里面谈。坐在林卫平、骆华梅面前的吴英不过24岁，跟大多数年纪相仿的县城女孩差不多打扮，“很腼腆，没什么话说，都是杨军在帮忙介绍”。
　　林卫平和骆华梅从杨军嘴里知道，吴英要开足浴店和KTV，想借500万。他们对这个女孩毫无信任。况且500万，在民间资本活跃的义乌又是多么小的一单生意。“年纪太轻了，估计是没什么实力。”
　　林卫平和骆华梅还是有点犹豫，打算亲自去东阳看一看，车开到一半突然又折回去了，“心里不舒服，赚这么点钱搞得这么辛苦划不来”。更何况，不熟不借是他们的习惯。吴英第一次向林卫平借贷失败。
　　一年之后，再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时，吴英“已经变了个样，能干起来了”，她带着白马服饰城的摊位项目找两人借3000万。林卫平和骆华梅觉得吴英的经营思路好，刚好手上有闲钱，并且他们还听到前一年吴英从别人那里借到的500万资金坚持下来了。这一次，他们把钱借给了吴英，双方的借贷关系一直维持到事发。
　　随着吴英的商业网络越铺越大，她的资金源头就更加像一个谜。她走向掮客成为一种必然。
　　在东阳、义乌一带，像林卫平和骆华梅这样的掮客并不少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即使是大企业背后也有民间资本在支撑，而作为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想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是几乎不可能的，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靠着各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去外地包建筑工程，一下子要几个亿，房子建到一半，建筑材料要钱，工人工资也要钱，这些钱银行贷不出来，就只能去借。”房地产投标需要几个亿，在掮客那里很容易就能借到，中标之后连本带利，掮客和下线们都能赚上一笔。
　　潜在的需求刺激着这块区域的经济神经。头脑灵活、人脉广的人悄悄地做起了这笔生意。依靠着熟络的人际网，民间资本渐渐汇聚到掮客手里，再由掮客借贷出去。
　　在这里，民间借贷是一种风气，也是生财之道。
　　人们似乎都清楚高利贷背后同样存在风险，但并不妨碍他们将钱交给掮客。维系双方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信誉。掮客们对于每笔生意也甚为谨慎，不熟、实力不够、收益不大的都有可能被他们拒绝。他们依靠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铺开各种管道--哪家有钱，哪家缺钱都在他们掌控之中。做到一定信誉的掮客往往就像等鱼上钩的人，很多借贷者主动找上门来，出于不信任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一笔生意，“至于那些十几万、几十万的散户，纯粹做个顺水人情，有钱大家一起赚。”
　　赚钱始终是所有人利益的交集。放在掮客手里的借贷利息往往是银行的十倍甚至几十倍，期限越短利息越高，而处于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掮客仍能攫取一笔不小的利息差。
　　“利息这样翻滚下去不得了，几乎是钱生钱，24小时睡过去就可能已经发财了。”
　　那些缺乏信息和资源的人则将眼光投向所谓的地下钱庄。在东阳、义乌等地，除了允许放贷的正规典当公司，地下钱庄以寄售行、投资公司、调剂公司等各种形式变相挂牌经营，“开个门面本身就在打广告，告诉人家这里是可以借钱的。”
　　典当公司的利息一般比银行高4倍，而投资公司、寄售行则高出8到10倍之多。地下钱庄再将利息不断抬高，“到最后利息根本吃不消”。
　　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场赌博，而更愿意相信这是比炒股票来钱更快更稳当的投资。“如果要赌博为什么不去澳门？”
　　即使在吴英出事之后，一些掮客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肯借钱给她，她或许就能把资金缺口填上。而对于掮客背后那些形形色色的借款人来说，民间借贷就像是把鸡蛋分别投到各个篮子里，这样对于掮客和借款人来说，都不致于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而彻底崩盘。
　　林卫平、骆华梅与吴英的私人交情并没有外人想象的深，只是偶尔通几个电话。等到有天林卫平到东阳一看，才惊讶地发现吴英的场面已经铺得这么大了。他们都觉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东阳把她骂了一通。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生意还是做到外地比较好”。
　　这种考虑基于一些当事人不愿说的微妙因素。“太多人都在参与这样的生意，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公务员的身份反而更吃香。”事后有媒体爆出吴英背后的债权人名单中有部分是官员。
　　骆华梅曾多次劝吴英“把外面的钱搞清楚”，意思是让吴英把从别家借的钱还清，单纯从林卫平一处借贷，“钱要多少没有关系，但不要东借西借。”
　　吴英没有听进骆华梅的话，她还是从义乌人杨卫陵、杨志昂兄弟那里借钱，直到2006年底，杨氏兄弟从特殊渠道获悉吴英资金链即将断裂，将其软禁。
　　按照当地的隐晦说法，借贷人失踪无疑会引起掮客和下线们的恐慌。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圈里，只要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资金链出现断裂之后，一旦有人闹起来，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在吴英失踪的8天里，人们暗自猜测她是不是“卷钱逃跑”。这种恐慌多少成为吴英最后落陷的导火索，而“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成为决定她命运的重要依据：按照我国法律，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的最高量刑是10年，而集资诈骗则最高可判死刑。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吴英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急转直下
　　“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那个晚上，徐玉兰一直想不明白，吴英为什么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去杭州，又吞吞吐吐什么也不肯多说。还有房间里的那个女人，硬要跟她们挤一张床。徐玉兰和吴英睡一头，那个女人睡另一头。徐玉兰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只知道是守在宾馆那群人当中某个男人的妻子。
　　躺在床上，徐玉兰觉得气氛不对劲，她没有和吴英说上一句话。半夜，睡在床那一头的陌生女人轻声接了电话。徐玉兰已经察觉事有蹊跷。她觉得吴英可能早就感觉到了。但是她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暗示呢，哪怕一个眼神，她也会有数。徐玉兰事后这样想。
　　第二天中午，徐玉兰吃完中饭回到东阳。吴英被几个人从杭州带到了安徽马鞍山，她的司机被安排到另一家宾馆。按照吴英的说法，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绑架，而绑架她的人就是她在义乌的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等人。事后，徐玉兰和丈夫努力回想杨志昂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在各方说法里形象模糊的义乌掮客也是最早放贷给吴英的人。
　　骆华梅听闻吴英失踪的消息，给吴英发了一条短信。吴英告诉他，自己跟杨志昂、杨卫陵兄弟在一起，谈一宗珠宝生意。之后，骆华梅接到了吴英从温州打来的电话，用的还是公用电话。几天之后，骆华梅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在镇江的吴英，把她接了回来。
　　吴英回到义乌后，在公司一位高层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没有受理。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
　　这场当事人说法不一、未被公安机关受理的绑架案成为吴英命运急转直下的讯号。2007年1月，吴英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外界对她的各种质疑，她说“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2月5日，当吴英买好从北京回杭州的机票准备登机时，被公安机关扣下。“事隔一年多，仿佛一切都刚开始。2007年2月6日对于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天。”吴英后来回忆说。
　　被抓之后，有人问她，“你那么多的钱，是不是陪他们睡觉他们才借给你的？”吴英反问，“陪他们睡觉还会要那么高的利息吗？”
　　本色集团以及下属的本色一条街在吴英被抓不久后被查封，本色的员工仍然记得那天刚好是发工资的日子。伴随着坊间各种传闻，年轻女富豪落陷成为这个小城当年最大的新闻。曾经被热捧的“本色”一条街，也在这之后迅速衰落下去，其中还包括即将营业的一家省内最大的网吧。
　　就像一场烟花，事后有人这么形容吴英的命运。
　　“如果没有出事，本色的无形资产可能超过30亿。”吴英身边的人至今仍然相信超前的商业模式一定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在东阳以及周边的义乌等地，“本色”商业模式在悄悄被一些商家所效仿。
　　质疑也一直存在。“如果按5分利息算，3000万的本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1800万，那要多好的利润啊？哪有这么好的生意。”一位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