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达1.09 亿中产阶级？仍远远不够

　　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
　　郑永年说，从历史上看，要维持国家良性运转，中产阶级是关键力量。他指出，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稳定的中产阶级，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能否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政府的职责与能力。他认为，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产生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应借鉴东亚各经济体治理发展的经验。郑永年说，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的方式：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民众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公共住房制度和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郑永年说，中国应更多借鉴东亚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形成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

　　中产阶级面临资本挤压
　　郑永年认为，近年来在贸易全球化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也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瑞银的报告显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

　　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突出。郑永年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级面临压缩。"郑永年说。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
　　郑永年说，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状况。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级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如何做大中产阶级阶级，防止其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