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五十五岁感怀

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师，一定会把周末空出来，陪着妻儿度过，或随师母的兴致，陪伴外出。老师对师母的关怀，大家都有目共睹。

多年来，虽然居家常常搬迁，但都照老师的原则，在“四大”之间。

“四大”皆空，本是佛典上的名辞，地火水风就是四大。老师找居处所说的四大，是指四个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城中分部)、淡江大学(那时还是淡江文理学院)。

早年所住蓬莱新村，靠近台湾大学。青田街时代，则靠近师范大学。莲云禅苑时期，老师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皆靠近淡江大学及政大分部。

老师住家与“东西精华协会”距离甚近，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节省不少时间。老师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另一方面，有能力也会用在文化方面。

师母在癸丑年(一九七三)到美国去探望孩子，这年南老师是五十五岁，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理发师劝他染发，他没有接受，还作了一首玩笑的诗：

理发师劝染发戏作

世人多畏发初白　却喜头颅白似银

免去风流无罪过　何须装扮费精神

渐除烦恼三千丈　接近仙灵一性真

对镜莞尔还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

虽然世人都惶头发变白，有人却觉得满头白发可与风流绝缘，少些罪过。不管白发黑发，我还是我!

尽管诗意轻松，但岁月催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天，我先到三楼找到行廉姐，二人一同到四楼老师办公室去。老师说：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自己从梦中哭醒了。

老师从梦中哭醒!这真是天大的事!

原来老师在梦中又愁又急，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急得哭了起来。

正在此时，听见袁太老师(焕仙)喊他：“怀瑾呀!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回头望去，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远远的向自己走来。

天啊!还是一个孩子啊，还要等许多年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师平日一定在着急接棒的人，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对于这桩事，我心中颇为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

老师是临济宗的，他说：“按照临济宗的传承，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

接棒人还没有下落，学生中倒有人给老师惹了不少麻烦。

这天也算巧，我正在办公室与老师说话，电话响了，听见老师的回答，感觉不妙，至少非常奇怪。

是“总统府”打来的，因为有人写信到“总统府”，说：“要国家有救，只有找南怀瑾才行。”

“总统府”于是要来查问一番。也幸亏来查问，老师才有机会说明并不知情，认为是有人开玩笑。如果不来查问的话，很可能把老师列入黑名单，认为有什么阴谋之类。

据老师说，类似的事已不止一桩了，学生们(或者听讲人)的天真想法和作法，造成不少困扰。

事实上，癸丑年的台湾，已有很显著的变化，经济起飞已有些成效，有钱的人多起来了。随着台湾本土菁英人才的崛起，民间的政治团体也多了起来，他们从暗到明的活动着，但也遭到压制和打击。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及台独人士，多已被关进牢房，而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疲弱，渐近尾声。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已去过了北京，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似乎随时会生变。总而言之，台湾从内到外都在变，经济结构在变，政治生态在变，人心更在变。

文化怎么样?财富开始冲击原本就薄弱的道德文化，人们也趋向在金钱与道德间任选其一的作法。关心人文社会的人们在忧虑了，没有文化道德的基础，财富反而会成为可怕的事。叔本华曾说过：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有财富：

夜阑人静，午夜梦回，愁上加愁，老师想起了故乡家园，已远离二十多年了……

思乡

故园西望泪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烟

最是梦回思往事　老来多半忆童年

想起了故乡父母家园，不觉也想起了故乡的妻子，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与自己自幼青梅竹马。局势如此，想到她艰难的处境，头发也早已白了吧!再想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往事：

忆内

辛苦艰危发早华　童年犹忆住他家

庭园百卉先春艳　蜨蝶双飞争扑花

闲话胡适与铃木

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编务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拿出长短各数篇。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及杭纪东三人，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大家也称他们为三剑客。

其实徐进夫是属于新三剑客，原来的老三剑客是杭纪东、林曦及王绍璠，因为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就改组了。

三剑客的另一人林曦，也是经常写文章又常来帮忙的人。那时他在台大化学研究所，得到硕士学位后，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国念博士去了。

林曦虽是学化学的，早年跟随老师热衷《参同契》的研究。

他也是一个才子，古书读得比较多，材料丰富，文章词藻华丽。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才回台湾。现在彰化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九六年当《人文世界》复刊时，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从前一样的热烈支持。

可惜三剑客之一的杭纪东，始终惜墨如金，未曾写过片言只字。不过，“东西精华协会”的组织章程宗旨等，倒是由他协助起草的。

徐进夫那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后来改为翻译工作，曾译过许多文学名著。研习禅宗后，开始翻译国外有关禅宗的书籍，后来成为此类书籍翻译的佼佼者。除了铃木大拙的著作外，他所翻译的“西藏度亡经”，至今仍为畅销书，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着。

自从七0年禅学班开始，徐进夫也是一个经常来帮忙的人。

由于他接触英文禅宗方面文章很多，有一天，他带了两篇文章给我，一篇是胡适博士的，另一篇是日本铃木大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

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是国际上颇为著名的。胡适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但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到禅宗的问题时，似乎尚未突破。他在五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禅宗在中国”(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因为他看了铃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禅与生活》(Living By  Zen)一书，有所质疑，感到失望云云。胡适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的。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铃木不久有了回应，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禅：答胡适”(Zen：A Reply to Hu  Shih)。他开头就说：“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

铃木洋洋洒洒的论辩，说到后来，竟直截了当说胡适不懂(禅宗)等等。

夏威夷大学的学报(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载铃木的文章时，也转载了胡适的那篇文章，两篇同时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一问一答的两篇长文，是学术界著名的论辩，内容精彩。

此后，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但是，胡适始终未再说话。据说，因此之故，胡适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胡适有生之年没有回应铃木，也许有两种原因：

其一是默忍铃木的话，自己不懂禅宗。其二是以禅宗的不立文字，以保持缄默做为回应。

如果是自认不懂，胡适真够大学者的风范，是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精神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如此。

如果是以缄默不立文字为回应，胡适应该算是彻底放下名位之争及是非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禅宗的解脱自在了。

无论是那一种原因，胡适都应该算是了不起。此是题外之话。

为了禅宗这个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不少人向南老师提出建议，希望他执笔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以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

为什么是禅宗

说到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不免要谈一谈《禅海蠡测》这本书。

眼看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早年在禅宗的门前徘徊止步，他本人又被国际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批评为不懂禅宗，作为中国人，真是情何以堪!而铃木在国际禅学的声望日隆，一九四九年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的院士，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日本人对学校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虽是战败之国，却能奋力发展经济，迅速执东亚经济之牛耳。也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与他们受禅宗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呢?当铃木接受天皇颁发文化奖章的那一年，国民党当局到了台湾，那时的台湾，在文化历史上堪称一片沙漠。

不久，李执中、萧天石二人先后来探望了南老师，同声表白：文化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赶快采取行动，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

在李、萧二位的催促下，《禅海蠡测》诞生了。南老师事后说，当时他被李、萧二人骂出一身冷汗，就立刻动手写书了。有趣的是，这时刚好是在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发表之后。

《禅海蠡测》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那时的台湾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局面。幸亏还有美国人的帮助，军事上有顾问团，急需复兴的农业，则有与美国合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该会五个委员中，有两个是美国的专家。

农复会的主任委员，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不能进入农复会。换言之，农复会是由技术及专家挂帅，不能被国民党以党来领导内行。蒋介石特许了他，所以农复会才能自由运作，达到有目共睹的成就。

当时最苦的是军人。因为台湾的经济尚未突破，军人待遇无法改善；人口多的军人家庭，甚至有三餐不继的情形。

现任东海大学教授的蒋勋，那时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环境，他在自述中说，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饭，十分苦恼。但他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了提起孩子们对惟一的空心菜的兴趣，向他们说着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蒋勋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也始自饭桌上的空心菜。这也说明了早期台湾普遍的穷苦状况。

再说，当时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台湾，谁还管什么文化啊!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那时也只在师大教书，所得仅可温饱而年轻一代尚在求学，文化建设根本不成气候。

那时钱穆和唐君毅二位学者，由大陆迁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程兆熊、徐复观也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怀着“鹅湖”的精神，开始文化播种的工作。

《禅海蠡测》的出版，开始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时却有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张君劢，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我们这一代，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交白卷。”

张君劢这样说，并不一定是对禅宗情有独钟，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深知禅宗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如果甩掉禅宗不谈，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跛脚鸭。当然，也极可能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

张君劢和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都是早年留学法国的读书人，他们关心国事，有书生报国的热忱。但他们是用批评建言的方式，后来组织了民社党(张君劢、陈启天等创立)及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创立)，宣扬政治上的理想。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他们就被人讥讽为国民党政府的花瓶政党。这也因为他们是书生的原故。

其实政治上的“花瓶”也没有什么不好。南老师常引用易实甫的两句诗“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名士好比花瓶，起码让人赏心悦目，比起带给人民无边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民、青两党今天在台湾已“无疾而终”，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实在并没有起过什么坏作用。

左舜生更为有趣，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书生，最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因为琼瑶笔下创造的是爱情桃花源，人人向往。

琼瑶成名(一九六五年)后，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赏，他每天工作完毕，一定要看琼瑶的小说，精神才能得到舒解。据他自己说，琼瑶的小说是他思维的重要调剂。但是，也可能是琼瑶的爱情桃花源，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罢!

一九七三年，另有一个欣赏《禅海蠡测》的年轻人，名叫袁保新。他当时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托我向南老师转达“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由“先知”再版《禅海蠡测》这本书。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但他们肯定《禅海蠡测》在学术上的价值，南老师也就答应了他们。袁保新后来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央大学”，现在则为南华管理学院教务长，也陆续有著作出版。

中华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历来或如滚滚江河，或如涓涓细流，总有学者或达者，继续传承；唯有禅宗，这个唐代以降，占文化要角的禅宗，自清末以来，却在日渐萧条中，难怪有识之士要大声疾呼了。

其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包括了禅宗的。但一般认为，那是学者的论述，尚未真正表达出禅宗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初访中国大陆，即探询冯氏，希望见面。有人说，美国历届总统，只有尼克松比较了解中国人，大概因为他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原故。

再说《禅海蠡测》刚出版时，真是可怜，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市面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十年之后，少数流传出来的旧书，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二十元美金。所以老师常勉励文化界的人士，凡事莫灰心，真有价值的作品，早晚会被人肯定的。

基辛格和第一本书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文，连续在《人文世界》刊载两年，暂时告一段落。这其中所谈及的，只是有关“身”的部分，至于有关“心”的部分，尚未谈到。人是“身”、“心”二者的结合体，禅宗所谓的心地法门，是从“心”入手的。

尽管只涉及到“身”的修养，已是颇为罕见的著作了，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以方便阅读及存放。

那时做任何事，都是打穷算盘，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虽云简陋，但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这本书也就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

说到杂志及书，使我又想起相关的一些事。《人文世界》的支持者，多属客串性质，常因人手不足而产生不能按时出版的问题。平鑫涛先生曾一再提醒我们，拖期一次，要五期的时间才能挽回销售，所以一定要按时出版，一天都不能晚。有一次，他还对我说，如果无法如期出版，也许可以改为写书，这样就没有时间的压力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杂志该付印了，就去找李淑君。岂知到了四楼，看到稿子仍放在她的桌上，等待最后一校，而她，却外出了。

听说她去证券行了，是办理交割手续。

我大吃一惊，原来李淑君在做股票啊!

那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买卖股票要亲自去，因为打电话很难畅通。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就是转让手续。

其实，那次是老师的买卖，只是差她去办理而已。由于年前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这次基辛格又去北京了，不知是否会与中共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当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老师就借了一些钱，叫李淑君去买股票。果然基氏离开大陆，发表谈话，一切尚无大变化，于是股票连涨三天，老师用赚来的钱，印了这本《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老师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赚钱上的话，有人说，他也会成功的。虽然初来台湾时经营失败了，那是因战乱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以常理论。

但是，老师不愿把精力放在赚钱方面，只是随缘偶一戏作，文化才是他的中心。可能因为生意人人可做，但是从事文化的人，可就不那么多了。

岔出了股票这段事，杂志脱期也不能怪罪李淑君了，只是常使平鑫涛先生为我们的杂志操心，老师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就不再麻烦他代为发行了。

再说这第一本书印出以前，南老师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禅海蠡测》(一九五五)、《禅与道概论》(一九六八)、《楞严大义今释》(一九六0)、《楞伽大义今释》(一九六五)。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后来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Samuel  Weiser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这也是南老师的第一本书被译成外国文字，在外国流通。

美国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东方学术书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当他们最初收到英文译稿时，花了不少时间，请几位专家研读，最后决定出版。

在他们给朱博士的信中说，有关此类著述在东方有很多，但南怀瑾先生的这一本，才是真实的学问，与其他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ao  And Longivity》。

这本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的翻译本出版，老师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单传长子的绝技

在讲《道家密宗与中医医理》的课堂上，曾讲到人体气脉的问题。南老师说：他听说安徽省有一个村落，有人会点“死穴”，又会点“活穴”，这是中国道家的大学问。但是祖传习俗上的不合理制度，这种绝技如果仍是只传长子，不外传他人，早晚这个绝技会灭绝的，实在可惜。

南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不止一次，没想到，身怀这个绝技的人，正坐在听众之中。

他就是张嘉先生(字逸仙)，他文才高，武功又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但他具有一个斯文俊秀的外表，那时他已快七十岁了，仍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模样。后来南老师常开他的玩笑，说如果哪家千金征婚抛彩球的话，一定会抛给他。

有一天，上课前他走进南老师的办公室，我们也跟进去了。他说，再三听到南老师讲，不应该把绝技保密，应公诸于大众，他心中挣扎了好多天，觉得有理。但父亲早已过世，当时说明只传他这个长子，连亲弟弟都没有传，现在他怎么能公开呢?所以心中矛盾极了。他日思夜想，昨晚忽然梦见父亲来了，对他指一指那个穴道，又点点头。他醒来后感觉父亲已点头同意他公开这个绝技了，心中愉快，并希望南老师给他一些时间，在课堂上示范，向大家公开。

我们都无比的兴奋，要学这个绝技。据张嘉先生说，清朝时候，家乡有武功的人，常互相争斗，当与对方对打时，点了对方“死穴”，但对方不会立刻死去，要过一个月才会死，那样在法律上就没有罪了。另一种“活穴”，是当一个人忽然气绝，在活穴处下去，可起死回生，张先生自己在台湾也救过邻居的孩子。

点“死穴”大家不必要学，就学起死回生的点“活穴”吧!

张先生先表演了倒立，只用大指和食指支撑着倒立，有了这个功夫，他手指的力量才有资格点穴，才能在活穴处令人起死回生。

接着有人志愿做示范对象，那个穴道是大腿窝三角肌内，类似手上虎口的位置，张嘉先生大姆指食指夹住那个地方，用力一弹(突然一抖)就行了。

大家知道了，但是施功的程度大有不同，如果不会两个手指拿倒立的话，功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曾请张先生在我身上实验一下，以体会那个力道。被他弹拉一下后，我整天都觉精气神上升，非常舒畅，相信是气脉流通在起作用，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张嘉先生精通达摩“易筋经”，武术弹腿，后来就在协会开班，传授给年轻朋友。

一九七七年初，他应邀到美国教拳去了。也是与儿子一家相聚。一九七八年末，他因消化不良，身体检查，说是癌症，到纽约开刀。人到了美国这个所谓科学的国度，一旦看了医生，生命由医生作主，自己的意愿被科学践踏，完全不能自主了。开刀的前夜，他写给我与行廉姐的信中说：如果开刀未能醒过来，这封信就是告别的遗书。

当我们收到信时，他已去世了，是手术中过去的。可能这就是他的愿望吧!实在可惜。而更可惜的，是他的起死回生绝活，虽然公开了，但是究竟是否真有人学会，不得而知。

南老师得知张嘉在美病逝，十分悲痛，赋诗悼念：

闻张嘉逸仙国大秘书在美逝世讯

去国原知万事空

凡人歌哭九洲同

多才已自为身累

肠断苍溟魂梦中

再想到中国医药传统中，还有数不清的绝活，是否都能像张嘉先生一样大公无私的公开呢?南老师不断的在呼吁，要文化流传，中国人不能再私有了，应该统统公诸于世，造福人类才对。

话说《论语别裁》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大陆工作会邀请南老师去讲《论语》。对南老师来说，讲《论语》是轻松平常的事，因为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因为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自动听讲速记，以致促成了《论语别裁》一书的问世。

蔡策与南老师，是在日本之行以前认识的，直到四年后，才有时间来听南老师的课。

南老师在大陆工作会讲了一年，把《论语》讲完了，蔡策又花了半年的时间，从速记变成文字。

有了这个基本的架构，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参加的人不少，最重要的还是南老师的仔细修正。到了第二年五月，《论语别裁》出版了。

以后几年接续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先由蔡策速记，再由南老师修订出版。这几本书的书名，也都是南老师定的带有自谦意味的书名。如果没有蔡策的记录，还真不知道这几本书何时才会出版呢!

说起《论语别裁》这套书，还有许多趣事。刚出版不久，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就读的学生杜忠诰，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就自动向国文系日夜间部同学介绍。结果在短短半个多月，一共卖了三百多套。同学们还以为杜君是个推销员呢!

杜忠诰是农家子弟，南老师特赠一套西服料子给他致谢，但他坚决不收，他说是为中华文化而推介的。后来老师改送他一套藏书《渊鉴类涵》，他高兴的接受了。

杜君向学极为努力勤奋，后又留学日本，得到艺术学位。除国学外，他早已研习书法艺术。一九八五年起，在台湾及日本多次举行个展，并三度获全省美展第一名及多项文艺奖。近年不但多次为老古书籍封面题字，更帮忙审稿校正的工作。

曾有一个读者，来购买《论语别裁》时说，是一个美国学生介绍给他的，说要研究中华文化，先要读《论语》，要读《论语》就要先读《论语别裁》，才能真实了解孔子思想。如果只看一般注释的《论语》，则难免枯涩难懂。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有关《论语》的一件事。刚来台湾不久，有些读书人认为《论语》的章节次序有问题，要重作整理。这个想法引起南老师对《论语》的注意，再加研究，愈发觉得《论语》“条理井然，脉络一贯”，绝对不必要重新编定。后来，南老师写了一篇《孔学新语发凡》，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引起的。《论语别裁》出版时，这篇文章也就附录于书后，作为参考了。

钟先生与钟居士

钟德华先生是交通银行的襄理，早在“东西精华协会”创办时，他就参加了。他祖籍江苏，生长在山东，个性开朗直爽。由于他早已学佛，与各方结缘很多，大家都称他为钟居士。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他先约好去看南老师，并要我及行廉姐也一同前往。

他意外的带了一个陌生人同来，介绍之下，也是姓钟的先生。

原来，这位与南老师素未谋面的钟先生，曾几次托请钟居士引介，要向南老师求教。他是学西藏密宗的。

当钟居士提到学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见时，南老师就拒绝了。南老师说，不愿谈密宗，如果密宗在台湾消灭了，就让它消灭吧!因为真正的密宗难看见，假密宗太多，往往使人迷信、执着，所以消灭了也好。

可是天下愈假的东西，常常流通得愈广，这也就是释迦为什么说：众生斯可怜愍者也，就是说，一般人没有智慧分辨，真是可怜啊!

钟先生心中有急迫的问题，希望得到南老师的解答，所以几次托钟居士求见南老师，却未如愿。钟居士不得已，这次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门，不事先说明，就干脆把钟先生带来，想必南老师也不会把他赶走吧!

原来如此!南老师也明白了，那个再三要求见面的，原来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钟先生。

既然来了，那就说吧!

钟先生学密宗多年，就在前一年，一位密宗的学者大师，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并主持了一个七日的修课。

钟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大约十来个人，参加了这个修持。但是到了第四天，有人吐血了，有人昏倒了，钟先生自己也病了，好像是胃不舒服。于是这个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就匆匆提前结束了。大家的心情变得苦恼消极。

说起主持这次修行的密宗学者大师，也是颇有来历的，他就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张澄基博士。

张澄基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笃伦，抗战时期是西昌行辕的主任，在西昌当地来讲，是最高的政府官员。

我在西昌专科学校上学时，张笃伦正是行辕主任，他的妹妹耿太太(张澄基的姑母)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馆长。张家的孩子与耿家的两个女儿，都在我们同一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学校是当地唯一最高学府。

一九四0年我到西昌学校时，张澄基刚离开，听说到西藏去学密宗了，而我与他见面，是后来在台湾的事。

当钟先生谈这些事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世界太小了，说来说去人与人都直接或间接的认识。就拿钟居士来说吧，抗战时期他在成都服务于交通银行，当时银行总经理金锐新，正是行廉姐的姨父。我们与钟居士在台湾认识后，才发现从前就见过了，真是有缘来相会。

再说这位张澄基博士，到西藏学密宗，听说与陈健民先生同时，后来他到美国留学，又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走上了学术路线。他的藏文造诣高，所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台北慧炬出版)极为轰动。另外他还有《佛学今诠》上下册的出版。但猜想他同时也走着修持的路，才会有主持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动。

学密宗是富贵奢侈的事，很花钱的。常听人说，某人花了十万大头(铸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求到一个法；又有某人花了多少大头，才得到某种的灌顶，所以穷人修密宗比较麻烦。

张澄基博士，早在彰化修建了一幢房子，听说是作为闭关及修法的道场。钟先生所参加的修持，就是在这幢房子中进行的。

钟先生叙述了他们那些天修持的细节，包括饮食起居等，有些属于很秘密的情况，我们也听不懂。钟先生也特别提到，学密宗的人所遇到种种困难等等。

南老师说，西藏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学密宗的人也是吃荤的，不像汉地学佛人吃素的规定。如果打坐起来，吃的是鸡鸭鱼肉，体力活动又少，几天下来一定消化不良，原本身体可能已有问题的人，自然就爆发病痛了。这也不能全归启于张澄基博士。

南老师对于钟先生的问题，只解答一些燃眉之急的要点，许多大问题，未作解答。但却因此之故，促成了年底在高雄佛光山的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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