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如何修证佛法

冬去春来，一九七八年三月初，接到台北古国治的消息，说南老师闭关已满一年，在三月二十一日，要抽时间开课了。

我立刻电话陶蕾，她听说这个课，也决定要来参加，就到学校向指导教授请假三个月，并要学校承认这门南老师课程的学分。

她的教授说，南某人是有名气的，他们已经听说过，只是南某人的著作，既未附有参考资料，又无注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所以他开的课，我们也不便承认学分。

陶蕾听了不服气，就对教授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他们的著作都是没有参考资料或注释的，只有后来研究他们学问的，才会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参考资料。南老师已融汇贯通一切。成为他自己的发明，何需附上参考别人的资料呢?

那个教授也算开明，接受了陶蕾的说法，答应她去台北上南老师的课，并且承认算作三个学分。

这桩事证明了美国学院的教授们，仍是开明的，不是墨守陈规，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

但这件事却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南老师的著作中添上参考资料和注解，并不是一桩困难的事啊!也就是这个想法，促成了几年后翻译《习禅录影》中的一篇，此是后话。

三月中旬，我从纽约飞往旧金山。陶蕾已先我一日到达。我俩结伴同行，一起回到了台湾，赶上南老师开的课。

南老师这次的课程，题目是“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每周二及周五的晚上八时至十时，上课各两小时，地点是台北佛光别院，一共讲了三个月。不过尚未讲完，因为南老师临时有其他想法，所以暂停了。

顾名思义，这是佛法显教密教的修行方法及程序，对学佛及修证的人，关系相当重要。因为讲课大厅很大，参加听讲的人很多，用了两个黑板，分置两边，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各写一个。

每当南老师为学生讲课时，总要同学们记笔记。这次的听众中，有不少出家人，也有几个外国学生。记笔记是人人在记，但许多记不完整，不好意思交给南老师审阅。有些人怕给老师增加麻烦，也不交出来。至于像我这一类的旁听生，人数也不少，笔记只有记给自己看了。

在众多认真的听众中，赖芳如的记录比较详细，后来不少同学借她的笔记去抄。她也是少数交笔记给老师的人。十年以后，要整理这次讲课的记录时，赖芳如的笔记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后来整理好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赖芳如学佛认真，第二年的春天，她就剃度出家了，法名“禅定”，目前她在加拿大有个小道场。

这一年，有好几个外国学生来求学。其中一位比利时的李文(Levens)，除在政治大学研究所上课外，特别在南老师的指导下，研究“心性之学”。后来他将《马祖语录》译成荷兰文出版(比利时用法语及荷兰语两种语文)，获硕士学位。

台北的监狱

这时的蔡策先生，却因被人连累而去坐牢了。

蔡老是个文化人，与人合伙做生意没有防人之心，结果被人用他的图章开出支票不能兑现。台湾那时的票据法律，开空头支票是刑事，要坐牢的，而且一票一罪，连续累加，十分严重。他就这样冤枉的进了牢房。

其实也是南老师劝说他去服刑的，一方面了结了这桩事，另一方面就借此在牢里读书好了。

蔡老坐了一年牢出来后，反倒气色明亮，原本瘦瘦干干的一个人，变得丰润了。那个样子不但不像从牢里出来，反而像是度了一个快乐的长假，精神饱满的回来了，大家都啧啧称奇。

据蔡老说，他内心平静无怨，每日念诵《金刚经》，无烦恼，读书为乐，这也证明了“万法唯心”的力量。

因为父亲病重，周勋男在夏天从美国回到了台湾，他并未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自己又得了肝病，幸亏吃了一年中药才告痊愈。

那时蔡老仍在牢里，因为周勋男在美国学心理学，南老师就嘱咐他到台北监狱，给受刑人上课，作心理辅导，也就是贡献社会。他每周日前往义务讲课，一连讲了一年，听讲的有三千多人。

有些年轻人问南老师，监牢中的犯人，犯了法，作了坏事，坐牢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怜恤，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们呢?

南老师说，做坏事犯了法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他们可怜之处是他们的愚蠢。他们也许是生来愚蠢，也许是环境造成而堕落，不像正常人那么幸运，岂不是很令人同情吗?这并不是说他做坏事是对的。

如果能够影响他们改过向善，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好人，少了一个坏人，所以要帮助他们脱离罪恶，好好做人。更何况，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蔡老不就是一个吗?当然也要怪他自己粗心大意，太相信人，才招致这无妄之灾。

到监牢去讲课的，还有叶曼女士，连讲三个月。另有其他几个，属于一次性的。台湾这类的心理辅导公益团体很多，宗教团体也多有从事这种活动的。只是社会开放了，人们的自由也多了，许多人对自由的定义不清楚，所以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虽然辅导及教化的团体也在增加，但似乎永远也赶不上犯罪人口的增加速度，监狱也人满为患了。

于是人们又都回头再讨论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似乎到处千疮百孔。

古人说“百年树人”，按照目前科技发达，人文道德落后的状况看来，百年也怕树不了人!

般舟三昧　唐伯虎与白骨禅

在南老师闭关的两年中，除了曾讲“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之外，还有两件事，也要述说一番。

先是首愚(原名从智)法师在高雄闭关的事。他也曾参加那次佛光山南老师主持的禅七，是一个热心修行的出家人。

由于十分努力，他就在佛光山闭关修行。他在关中修的法门是“般舟三昧”，听说这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副重药，当然也是快速悟道的法门。

据说修这个法门的行者，在关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只以用手臂挽着吊在大梁上的一条绳子上，无休无止的顺着圆圈行走。累极了就停下来站一会儿，吃饭喝水也是站着，直到把身体累到将死未死的时候，一切念头都没有了，然后可能豁然而悟。

首愚法师闭关修这个般舟三昧，产生了问题，就托护关的人(大约是送饭来的人)代他请教星云大师。大师知道从智师是认真修行的，也就很认真慈悲的说，自己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建议他向南老师请教。

南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刻南下高雄，到闭关的地方，告诉从智，不能再修这个法门了，再修下去可能出大问题。因为修这个法门的人，要比较年轻，身体又要十分健硕，才经得起这种锻炼。而从智师那时已没有那么年轻了，身体是受不了的。

过了一些时候，从智师与其他几个专门致力修证的出家人，表达来台北的意愿。南老师说，修行在哪里都一样，不一定要来台北，再三劝阻。他们觉得能靠近南老师，有问题方便请教，于是组成了“大乘学舍”，设在距离东西精华协会不远的地方。

由于这几个出家人的关系，又引出了另一件事，就是南老师在关房中给他们讲《禅秘要法》的事。

这几个出家人既在台北，有一天就问南老师。什么是修行容易证果的法门。南老师写了一句唐伯虎的诗：“公案三生白骨禅”。

唐寅这首诗如下：

怅怅莫怪少时年　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　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　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　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　衲衣持钵院门前

唐伯虎有没有修过白骨观，不得而知。但他知道有一个白骨观的法门，也不简单了，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法门。南老师借着这句话，就讲了这个白骨观的法门，也就是《禅秘要法》。不过据老师后来说，白骨观有三十多观，这次只讲了十多观。

这是专门对修法的人所讲的，当时听众也只有十来个人，我并未参加，只是后来听了录音带。八、九年后，才整理了这次的讲记出版，书名为《禅观正脉研究》。

说到白骨观，使人想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那时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一切实际大权，国府主席则是一个高权不重的职务。

林森主席一生未婚，听说出差时，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手提箱，不管走到何处都自己提着。等到夜深人静，打开小箱子，拿出人骷骼拼装起来，原来他是修白骨观的。

这只是传说，可能因为林森主席一生未婚，个性作风都很恬淡，不计较名利，又很洁身自爱之故，再加上人们看见他自己常常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便使人联想成为白骨观的修持者了。

被法国人难倒了

记得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吴爽熹还没有到法国去的时候，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到协会办公室去，因为有一个外国学者要来拜访。

我和阿熹都按时到达，原来是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来访，陪同前来的是曾任南非大使的汪公纪先生。

因年代久远，我们都记不得这位访客的名字了。他是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据说还会中国的书法呢。

他的来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谈话，使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应对。

这位法国文化官，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哲学，都颇热衷，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知名人物。

他说：曾到日本参观不少禅院，留有印象，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又找机会到大陆去参访。现在又来到了台湾，心想总能找到一些禅宗的消息吧!但是走遍了台湾各地，倒是看到许多“禅寺”、“禅苑”等，只是进去才发现，不过是普通的庙宇罢了，根本不是禅院，里面也没有禅师。不得已，他只好来找南老师了。

这位法国客人，叙述了他的访禅经过后就问道：

“南先生，台湾到底有没有禅院?有没有禅宗?在什么地方?”

这一个问题，真把南老师给难倒了，怎么回答啊!那时是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事实确实如此，但要怎么说才顾到中国人的文化脸面呢?

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听众，也极有兴趣的等着听南老师的回答。眼看着南老师的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正在寻思如何回答时，这位法国客人忽然又岔出另一个问题，他说：“日本禅宗颇盛，有出名的禅院，也有禅师，既然台湾会被日本统治五十年，想必台湾一定会有些禅宗的痕迹吧?”

幸亏他又问了这第二个问题，南老师就顺势针对这第二问，作了回应，大意是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是殖民地政策，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并不是培养文化，尤其不会鼓励精致文化如禅宗者，故而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及寺庙而已。

这位法国客人又说道：“台湾光复已经三十年了，大陆过来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禅的踪迹呢?”

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南老师也只能“是啊!对啊!”的将就应付着。最后，这法国客人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应的答案。他说：“大概你们中国人受了一千多年禅宗的陶冶，自身己与禅宗成为一体，每天的生活都是禅，所以再也用不着另有禅院或禅师禅宗了。”

这句话令人意外又吃惊，不知道是否是他真正的想法。只不过，听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耳朵里，似乎有些讽刺的意味。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另有几个美国学生来台湾，找到东西精华协会想要研习中国文化。他们各有专注的题目，但大都对道家较有兴趣。由于他们的中文都在学习阶段，南老师就嘱我协助他们。我只好当起翻译兼助教的工作，帮忙他们研究《禅与道概论》中“道”的部分，实际上是陪洋人读书而已。

这几个人中，有一位，在台湾停留了三年之久，她是华裔周秀颜小姐。

这位周小姐还学了不少其他科目，颇认真的一项是“鹰爪功”。几年后回到美国，在旧金山的公园每晨练功；有一天，正在练功的时候，突然倒地脑死，情况颇似李小龙之死。有人说，硬功没有练好，会使脑部忽然产生压力问题，导致意外。消息传来，大家震惊不已。

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海外分部的研究生文洁苓(Janis Walker)。她也在差不多时候来台，向校方表达学习禅宗的意愿。学校把她介绍到南老师处去上课，并承认学分。

文洁苓有艺文底子，心理系毕业，会写诗、画画，在旧金山上大学时，也学过一些日本禅学的课。

惊变的社会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台湾要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十二月五日，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人为首的参选者，组成“党外人士”实质政团，而且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其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这在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到台二十九年来，是空前的；在“戒严”时期，这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当日，就发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报纸登出，颇为轰动。

竞选活动才进行一周，到了十五日的深夜，忽然消息来了，宋楚瑜把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凌晨二时，美国驻台使节，由“外交部”钱复次长陪同，前往面见蒋经国，告知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消息。

天亮就是十六日，消息传开了，这个美国与台湾断交的爆炸性消息，震撼了股市，造成股市全面下挫，几乎全部跌停。

随后蒋经国下达紧急处分令，宣布选举延期，竞选活动停止。台湾随即掀起了移民潮，人心惶惶不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国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了。

台湾何去何从?本土政治运动变化加速，从言论到行动，接近了暴力边缘，终至引发了这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因为是《美丽岛》杂志领导的冲突，人称是二二八以后台湾最大的政治暴动冲突。

这个事件造成异议人士(又称党外)多人入狱，有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说，其中林义雄(现在的民进党主席)，遭遇灭门惨案。当时为黄信介等作辩护律师的，是陈水扁，就是后来一九九三年当选的台湾市长。

在这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养。

先是，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不久，由从智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同好的出家人，组成了“大乘学舍”。他们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师的指导，就安排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

南老师本来是极不赞成他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寺院，因为既要修行，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是道场!况且南老师从事的是文化工作，虽然宗教也是文化，到底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是专门在宗教上下功夫的。宗教并不是南老师的唯一关注。

现在看到这几个想认真修证的出家人，既已自行安置，也只有帮助他们了。于是就订定每日课程，要他们遵守努力。

这一年，由于“大乘学舍”的成立，社会环境的不安和动荡，外加香港洗尘大和尚多次来台坚邀南老师，造成老师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

也因为这些出家人的原故，南老师在东西精华协会所安排的课程，这一年中，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

首先讲的课是“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连讲多次，是要出家为僧的学子们，除了佛教佛法外，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到了一月底，正是农历新年假期，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禅七。大乘学舍的出家人是当然要参加的，另外还有几个美国回来的出家人参加，比利时的李文及美国的文洁苓也参加了。另外参加的有徐进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陈玲玲(现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闫修篆先生甫自军中退役，并刚出版了他的易学著作《易经的圆与卦》，他虽与老师相处多年，因工作忙碌，这次才有时间参加。

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来了。他们两位在台湾早期，出版了许多道家学术的典籍，很有名气。

另外还有不少辅仁大学上过老师课的年轻人，如曹砺铁等。这次禅七总共有百人之众。因年龄及背景差异性大，故每晚讨论时间，意见表达呈多元化，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东西文化思想交流，很耐人寻味。

二月下旬，南老师传授了密宗的“准提法”。密宗传法本是很严格的，没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的人，不可以传法。因为南老师曾在西藏学法，并得到唝噶上师的认可，具有传法上师的资格，也有正式的文件。

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外，另外所开的课尚有《宗镜录》、《大乘要道密集》(密宗)、《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密宗)、《楞严经》以及《大比丘三千威仪》、“诗学”等。

洗尘法师与十方

自从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就连续多次来台湾拜访南老师。一方面想请老师出面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院长，另方面希望同老师合作，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

有一次，洗尘法师突然带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师来看老师，原来他是台湾的圣严法师

  。可能是因为圣严法师具备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所以为了能仁书院的创立，洗尘法师也找他同来。他们二位原来是请求南老师出任香港能仁书院(大学及研究所)的院长。因为能仁书院想取得台北“教育部”的认可与帮助，故要在台北立案。而熟悉台北教育界的人告诉洗尘法师，如果能由南老师出面任院长，立案的事就很容易了。结果，南老师答应出个名；事实上也从未去过香港能仁书院，当时实际的院务都有教唯识论的罗时宪教授负责。

到了五月，洗尘法师第三次前来，协商的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请南老师作教授师，并主导一切。

洗尘法师(一九二0年—一九九三)是东北辽宁人，天台宗倓虚大师的门人。他曾是香港佛教界传奇性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到香港，据说穷得夜睡街头。但他既能刻苦，又有眼光，更具气魄；后来竟成为香港屯门“妙法寺”的创办人。以寺为基础，又陆续创办了“妙法精舍”、“刘云龙中学”、“内明中学”及幼稚园等事业。

南老师愿意致力于文化工作，佛教虽也是文化的一环，但他不希望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在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中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为佛法半为人文的书院。

唯一的第一

既然要办“十方书院”，在什么地方办呢?这时离协会不远的地方(大约百余米的距离)，正有一座每层一百坪，共十二层的大楼快要完工了。南老师看了，觉得建筑工程实在，地点又适中。洗尘法师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基本场所。南老师也决定买第九层。

虽说决定要买房子了，但是钱从那里来呢?平常上课收入的钱，偶尔有人捐献的钱，都应付开支，以及捐书捐助学金及其他社会福利等，钱只会不够的，不会多余的。

这层房子总价是六百万左右，银行抵押可借贷四百万，自己至少要拿出二百万元。好在二百万不是一口气拿出来，是分期在半年内缴清的。房东洪律师，是台北很有名气的律师，后来也与南老师结成朋友，给予很多方便。

当南老师要向私人借款时，利息出得很高。我还记得，美国银行有抵押的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年息)左右，私人利息当然较高，没有抵押的信用私人贷款当然更高。所以南老师能借到的款项，利息也各有不同，视其与南老师的交情而定。有的是熟人，利息稍低，辗转不认识的人，利息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也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八的。那时帮忙借款的有行廉姐、张平堂，以及其他人所经手的，很忙了一阵子。到了十一月底，房子已盖好了，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

这是南老师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的一所，也就是唯一的一幢。

这层房屋，在搬进去后，是作为办公室用的，“东西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都集中在这里。南老师居住在八楼，是另租用的一层，他与一鹏住在那里，客厅也时常作为临时小班课室。

南老师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时，将这九楼的房子仍然交付做会址用，托李传洪处理，债务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偿。

洗尘法师虽然买了十楼作为筹备学院的地方，但仍希望能找到较大的有院子的地方，作为书院的所在。记得我们还陪他到杨梅去看过一处地方，也到淡水去过，但都不合适，最后先用变通办法，租用了这座复青大厦的十一及十二楼，外加楼顶平台加盖屋顶，权且先开始招生了。

朋友是什么

有位“立法委员”叫覃勤，湖南人，爱留长胡子，所以外号“覃胡子”，在当时很有一点名气。他创办台中中医学院，但风评并不好，却是南老师的朋友。南老师就是这样，来往的人三教九流，他都不拘。

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已被判决确定要坐牢。有一天他来找南老师，说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特来拜别，并请求帮个忙。南老师大吃一惊，了解详情之后，表示同意他去坐牢，问他需帮什么忙。他说，自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爱惜胡子，所以请老师找法院的人说说情，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

这是胡闹的要求，也是很难办到的事。因为监狱法令规定，每个犯人入狱时必须剃净发、须，哪有在牢里还留胡子之理呢!南老师被他纠缠得没办法，只好立即亲自出马，找台北院的院长。到了那里，包括最高检察长王建今，一班大小法官主管统统在那里。他们见南老师来了，都很客气，欢迎之至。老师说明来意，王建今就表示为难，并有责怪老师管这种闲事之意，因为覃某为人不佳。

南老师一听此话，勃然变色，把眼睛一瞪，对那班法院大员说：

“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南老师一吼，也有些影响力，覃胡子坐牢期间，不但可保留胡子，也没剃光头，并住单人房，还有其他优待。

因为南老师这样古道热肠的行事作风，就有许多人背后批评，说他帮忙坏人，善恶不分，或说他不洁身自爱等等，也有人认为他莫名其妙的。

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南老师不予理会，更不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有时也会说：“注意啊!我是大魔头!”听到这些话的，也弄不清楚这是不是玩笑，抑或是有其他的含义。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传言：有台湾的某位略有名气的人，到北京时，在某高层人士面前说了一些南老师的闲言闲语。后来我看到南老师时，就提到这件事，岂料南老师却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

他一点都不在意什么毁谤呀，谣言呀，闲话呀。他也常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

其实，南老师帮人当然自有分寸，不过分寸何在，当时不易为人所知罢了。例如覃胡子这个人，老师又何尝不知?只是他能创办个中医学院，还是第一个把中医科学化的人，也不简单。在当时能办成学院(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一是于斌枢机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二是张其昀的“中国文化学院”，第三个就是覃胡子了。老师应该是看重他这一大贡献，所以才不惜亲自出马去帮他忙的。

一流人才何处去

南老师从不鼓励任何人学佛学禅，当然更反对迷信。

听起来有些奇怪，南老师不是常常在讲佛经吗?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禅七修证吗?为什么说他不鼓励呢?

经过多年的观察，及南老师讲课所透露的讯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奧秘。

南老师常说，唐宋时代，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现在的时代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

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

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

第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

第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

学中华文化也不成，才学佛。

当然，这是很痛心的话。他也常说，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一种是大智慧的人，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而下愚诚敬的人不会三心二意，且能信解受持，坚定不移，而终至成功。

至于一般的人们，说他们没大智慧吧，也聪明伶俐，得失利益计算得很精，三天没有进步没有所获，就觉上当，又要改弦易辙，就这样摇摆不定的浮沉着，度过了一生。

一九七六年春末，有一个从美国来访的天文博士，指名要跟南老师学禅宗。南老师初次见面，听他叙述了一些经历，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了，说完之后，南老师毫不客气的对他说：“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闷，就躲到禅门里头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他眼泪流下来了。南老师的话虽然太尖锐一些，可能是禅宗的棒喝法门，把他的起心动念，内心深处的弱点打出来，认清事实，不必自欺欺人。

博士到底是有些学养的人，很坦白的承认了这个事实。南老师劝他努力奋斗，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不必坚持博士的标准待遇。因为美国的工作待遇是以学位分等级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朱文光博士，在不景气的年头，不出示博士学位，只拿出学士头衔，照样找到工作。

这位天文博士后来也就重回社会去工作了。

这位博士曾在闲谈中，告诉我一些物理界的状况。因为他本来是念物理的，到了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总有一点不能突破，只好转系。而与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后来得到了天文博士学位。

他说，社会上敬仰的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士，当然他们研究得到证实是了不起，但物理界的业内人士，更佩服的是吴健雄女士。吴氏在五十年代已被科学家公认是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六十年代她的“向量流守恒”定律，更开启了二十年间物理研究的先河。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回头再说南老师不鼓励人学佛这件事。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爱好学佛的同学们，自己结社共同研究。有些社团也邀请南老师前去讲演。

南老师平时就常说，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见人就双手合十，平时动辄垂眉闭目，满口佛话，一脸佛相，全身佛气，没有一个天机活泼的青年样子。学佛首先要学做人，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

如果有人说要学佛，学禅宗，南老师必定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

或者会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

由此可见，南老师讲经说法只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宗教文化正确见解的不多，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决不是喜欢宣传任何宗教。

南老师也时常说，他很同情出家人，出家人为了要学佛，要了生死才舍弃了父母家庭，剃度出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受环境的限制，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只是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所以说很同情他们的处境。现在形势使然，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也是一桩好因缘。

这使我想到一件事，与此类似，从前常开车外出郊游，有一个美国朋友，只要他参加，必定抢着开车。我以为他喜欢驾驶，岂知他说：“最不喜欢开车，抢着开车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

许多人的作法，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问题。

另一个老师讲经说法的原因是：如果座中有个大智慧的人，在认真修学，希望不辜负了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促使南老师常讲禅宗的是：禅宗这一门，一般学者涉入较少，为使其不断层故，不能不加重视。

其实，南老师最鼓励并推崇的，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去学仙学道，就是亡国崩溃的开始，史有明鉴，不可不慎。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来一贯的教化路线。

近年来，台湾的宗教以及似是而非的宗教，充斥着各地。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规矩的仍占少数。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曾发表专题演讲，指出台湾目前宗教发展乱象频生，连部分正信宗教也有迎合现实及功利化的趋势。他也呼吁知识分子应扮演“现代儒家”、“新儒家”的角色，在宗教的“认知”功能上发挥作用，创造能使人民信服的终极关怀理念，建立工商社会适用的道德伦理观。李院士此言，颇受各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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