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彼得圣吉造访

一九九五年的四月，台北举办了一场讲演，邀请的讲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博士。

这位圣吉博士，著有《第五项修练》一书，被美国《商业杂志》誉为新一代最杰出的管理学大师之一。

这本书被高雄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协助译成中文，由“天下文化”出版，在台湾也造成轰动，所以才有邀其来台讲演之举。

那天我打电话给老师，说明天就来香港。老师说，彼得圣吉也是明天来看他，我这才知道圣吉博士要来拜访老师的事。

圣吉博士是由杨硕英教授陪同前来的，我刚好躬逢其盛，下午约四点钟，他们下了飞机就赶到老师这边来了，我是早一步到的。因为他们当晚九时还要搭机回美，所以在老师处只能停留四、五个小时。

他们到了以后，为了争取时间立刻进入正题，在写了《第五项修练》之后，应该如何再提升?应向哪方面努力?

老师则建议他读中国的三本书《大学》《中庸》及《管子》。前两本书不但是个人内在修养及立身处世的实典，并且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

至于《管子》，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

圣吉博士觉得人们已体认到科学发展的极限性，人们看到的世界只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但并不完全是确实存在的世界。

老师说，人类走向机械文明的趋势是不容易挽回的，这一切不是只靠宗教或现代管理就能解决。时代的根本问题，还必须靠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结合，才能打开一条出路。但这个哲学不是普通所谓的哲学，而是东方涉及生命实证的佛家及道家的学问。

老师与彼得圣吉博士对谈了将近三小时，彭嘉恒将手记交给杨教授参考，整理发表于七月十五日出刊的《远见杂志》。

两年后(一九九七)的六月中旬，圣吉博士又来到了香港。这次来访的计划，是短期学习中华文化。与他同来的一行共有五人，多是美国管理学术的工作者。另外前来参加的，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艾德，杨定一医师及夫人王瑞华，葛元宏(Griffin)医师，以及巴黎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戴思博等。

从台湾前往参加的，有杨硕英教授及夫人马黛博士、《西藏生死书》译者郑振煌教授，企业界有孙静源先生及钟正光董事长(长谷建设)，另有大陆学人七、八位参加，以及香港黄昌发医师等多人。

由于参与人士多属学术界及企业管理阶层，老师就从唯识论的五十一心所开始讲起。这是一门涉及人类意识活动状态及分类的学问，与管理学关系极为密切。

当老师分析到唯识学中“见思惑”的问题时，这些管理学者们顿觉豁然开朗。据他们告诉译者纪雅云说，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困扰正在这个方面，原来唯识学中早已讲到了。

在这次的讲述中，也说到了生死问题，儒家是“未知生，焉知死”，把不了解的问题搁在一边。

道家则不然，其对生死不但有哲学的观念，更有向死亡挑战的修仙不老的实践派。

但较有完整体系的，则属佛家的生死学说，尤以佛学最为详尽。近年密宗在世界上流行较广，西藏的生死之说也颇受世人关注，但也有问题。老师一一加以阐释，解开众人的迷思。

彼得圣吉一行的学者们说，在老师多层次涵盖颇广的讲述中，他们找到了许多契合管理学发展的重点，收获极大。在个人修养方面，圣吉博士说，他多次被老师的话所感动，只有在座位上频频施礼，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之情。

最妙的是那位美国葛医生的话。他对我说，自己一向对道家学术有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对道家的精神层面，总感觉“语焉不详”；此次听了南老师的讲解，顿觉云开雾散，这个感觉太棒了，太伟大了!

南著译介西方

包卓立在香港的这些年，除了参与金温铁路一些事务，像进行贷款安排等等之外，他花时间最多的，是从事安排老师著作的英译，由美国公司出版发行的事。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我到了香港。包卓立告诉我《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正由美国的杰西克里瑞(J．G．Cleary)译成英文，而校订的工作是由他担任的。

他这个工作很繁重，是一个沟通的工作，要帮助译者去解疑释惑，所以每逢我到香港，都看到他校订的译文。有一次，他很不解的问我，为什么我整理《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时，不把小标题放在段落中?如果那样排列，会使这本书更有次序而章节分明。

我说那是顺应自然啊!当初也想那样做，把标题排入段落中，不错，标题是我加的，但是再三看内容，无法照应分段，只得依照原先老师所讲的形式，把内容提示出来，使读者阅读方便。后来包卓立仔细再看，发现的确如此。

整理老师的讲记，确有相当的困难。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如天马行空，越说越远，绕出去半天，最后自会落归主题。在听讲的时候，因为现场气氛，还有老师的神态表情等，了解自然没有问题；但在转变成为文字时，就使人有缺乏逻辑次序的感觉。整理老师讲记的人，都曾有这种困扰，但是最后的结果，就采用了顺势的方式，顺着老师的口气与讲法，不去加以硬性的整编，以保持老师讲课的本来精神和风貌。

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桩事，与老师讲课记录有关。有一次，好像是一九九四年，有人将老师在香港讲的经文记录，交给王雷泉教授整理。我到香港时，大家就交给我，希望在“老古”出版。我虽负责“老古”编务，但是与老师有关的文字，我决不敢擅自作主，一定要先得到老师的许可。而当我问老师是否看过了王雷泉整理的记录时，老师即刻说：

“已经看过了，整理得很好，但是不要出版。”

老师这句话像是一个闷葫芦，又像是一个话头，我不由自主的参起来了，一路把话头参到了北京。

这时王雷泉正好从上海到北京去开会，他已经知道了“老古”不拟出版的事，起初还怀疑是我从中作梗。那次我住在新侨饭店，他特别来找我，问我对于他整理那篇文字的意见。

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然希望知道读者或出版者的真实反映或想法，这时我忽然对老师的话头有了破解，就很坦诚的对他说：

“你的西洋哲学背景，使得文章也讲究逻辑性。但老师讲课是即兴发挥的，常常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又凑拢来归回主题，那是毫不符合西洋逻辑的。但乱中有序，自然而流畅。这正是他讲课的风格。”

“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大事，把老师的话加以排列组合，以成为条理分明的文章。不错，你尽心尽力办到了，但已经不是南老师的东西了，变成了你王雷泉的作品了。换言之，失掉了原味。”

王雷泉大表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疑虑。辛苦了一暑假，把文章逻辑化，真是白费事啊!

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也是因为感到整理老师讲课的困难。做过这个工作的人，都有过内心的挣扎。后来虽说是顺势而为，但整理出来的文字，总觉无法表达出老师讲课时的味道，那是飘逸自在和智慧涌泻的风采。

这是信、达、雅以外的韵味，也是最不容易传达的。

言归正传，把《如何修证佛法》译为英文的这位美国人杰西克里瑞先生，先是写过一封信给包卓立，他说曾在一九八0年开始看南先生的著作，认为南先生的学述宽广博大，融通各家，既有理论，更有实证，为这个时代所罕见。他认为，这本书英译出版后，会对西方造成震撼，因为不但内容是以往西方所未见，而南先生的表达方式，也是前无古人的。

说起译者杰西克里瑞，他与汤玛士克里瑞(Thomas Cleary)是两兄弟，都毕业自哈佛大学，并立志从事东方文化译介的工作。三十年来，成就非凡，汤玛士已将三、四十种中文古籍译成英文，如《周易》、《孙子兵法》、《老子》、《孙不二女丹》、《悟真篇》，以及八十卷的《华严经》等，成效惊人，两弟兄正陆续英译老师的著述，在美国出版。

印度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九百年间，也有一对兄弟，就是世亲、无着二人。他们著有《俱舍论》等，对佛法影响至巨。有人戏称，克里瑞两弟兄，是印度的世亲、无着兄弟转世，到美国从事宏介东方文化的工作。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两兄弟之故，才会有这种比喻。

杰西克里瑞将《如何修证佛法》英译本分为上下两部，而且书名也不同，前半部名为Working Toward Enlightenment-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后半部书名为To Realize Enlightenment-Practice Of  Cultivation path，分别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在美国SamuelWeiser公司出版。

他后来又英译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Basic Buddhism：Exp-loring Buddhism and Zen)是一九九七出版。

至于汤玛士克里瑞，他翻译了南著《禅与道概论》中禅的部分，一九九五年由美国Charles E.Tuttle Co.INC出版。

《如何修证佛法》上册，一九九八年译成法文由巴黎LE Seuil公司出版，这是从英译本转译成法文的。

另有一本《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在一九九四年译成法文出版，出版公司为巴黎Guy Tredaniel  Editeur。这本书是直接由中文译成法文的。

记得一九九五年，老古公司在台北忽然接到韩国华侨辛源俸由汉城来信，希望许可他将《易经系传别讲》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我无法分辨韩文，但由这位辛先生来信看得出，他中文造诣很不错，字也写得好，就欣然同意他的请求。这本书于一年多后出版了，当时约定版税交老古公司三分之一。当他拿到版税要寄来时，正逢亚洲金融风暴，一夕之间，韩币狂跌，那个版税已变成微乎其微了。这也算是韩译本的一桩题外趣事。

后来，辛源俸又译了《易经杂说》，也在一九九八年底出版问世。

在这几年中，以前所出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也陆续由英文译本译成了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德文，而《习禅录影》也出了西班牙文版。

儿童读诵经典诗词

牟宗三先生的关门弟子王财贵博士，为了文化教育，倡导儿童读经，已经在台湾奋斗了不少年。他到处奔走讲演，推动这个计划。

这是古代传统儿童读书学习的方法，不论懂不懂，先把四书五经诗词等背会了，将来孩子长大成人，自然会懂，那时就受益无穷了。

近代的教育，经过检讨，发现传统老办法仍是好方法。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人在十三岁以前，是记忆最佳时期，也是脑力开发的重要时期。儿童学习力强，过目不忘，并且喜爱学习摹仿，如果不给他们好文好诗去读诵，他们就会背诵电视广告，以及其他无用的话语。

李素美得知王博士倡导儿童读经的事，就在一九九七年秋天，邀他到香港公开讲演介绍。海南航空公司的总裁陈峰，也是一个热心文化的企业界人士；他随即安排王财贵博士到海南岛，在他的公司讲演，以推行儿童教育。他们公司员工有千人以上。

这时我与周勋男，正要从香港到广州去，老师交代我们，从广州直飞海南岛，也参加他们的活动。

与王财贵博士一同到海口去的，还有香港佛教图书馆的何泽霖馆长，孙静源父子、首愚法师等。

我们参观了海南航空公司。这虽是一个成立不久的航空公司，但是领导人的见解与风格，以及他强势的领袖魅力，已使该公司颇有规模了。

王博士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又到了三亚，岛的南端。那里正在建造一个“南山寺”，是传统文化象征，也有旅游上的意义，首愚法师也赞助了这个计划。

老师常说，现代人不了解传统教育法多么轻松愉快，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由于古书浓缩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结晶，受到后世的人尊敬，并被称之为“经典”。

现在，东方及西方研究教育的人士，都普遍认为，幼年读诵经典，可加强脑力开发，同时也学到了道德学问。

老师接着即交代郭姮妟专责推广儿童读经教育，并将编印的新课本，除台港外，推广到大陆、美国、欧洲及南洋等华侨聚集的地方。

所编课本，除了中国的经典、诗词、文章，还另编有英文的佳文。这些英文读本，已开始在台湾先行推动试办，因为台湾许多小学都已开始教英文了。

儿童读经的事，老师极为重视，希望从儿童开始，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其实儿童读经的方法是很轻松的，只在每天下课前用十分钟。由老师带领大家诵读，孩子们同声齐唱，只要一两次就会背了。这不但不是苦事，反而是孩子们唱歌一般的快乐事。

台湾推行这个实验已有多年，逐渐扩大，也渐见成效。有一次台南区举办了儿童状元会考，参加的孩子们比赛背诵经典，连四岁的孩子都会背《老子》呢。

可是，成绩最惊人的是大陆的儿童。

一九九八年的四月，郭姮妟正式辞掉她在香港里昂银行的高薪工作，投身到这个儿童读经计划，到大陆许多地方。所以到了十月，天津就举办了一个儿童读经比赛(包括两岸及港澳)，台湾前往参加的，有十个小朋友，而成绩惊人的，是大陆的儿童。

说起大陆推行这个计划，是由希望工程的徐永光先生开始的。他到香港时，老师先向他提出这个活动，他立即去举办，受到了欢迎。后来许多学校跟进，逐渐推广，故而才有比赛时的好成绩。

台北的薇阁小学，近年也推行不遗余力。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的十个中学校长访问团来台，也曾前往参观，听了孩子们读经，大家都印象深刻。

美国侨界热心推广的，是新泽西州台塑公司的王瑞华女士。许多关心儿童潜能开发的团体，也纷纷加入推行的行列，希望人类的下一代，能够在正常的文化轨道上健康成长。

早在修筑金温铁路的时代，许老爹(鸣真)就曾对老师说过，希望快些把这条铁路完成，以便开始老师另一条文化教育的大道。

最了解老师胸怀的是许老爹，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老师在给许老爹的信中，写了一首诗：

百年世事未能平　造化无端苦弄人

抵掌细谈天下事　相知唯子许鸣真

羽毛

有一天，记得是一九九六之秋，老师提早来到会客室，进门就嘱亲证师铺设笔砚纸张，原来要写字了。

我站在一旁观看，第一幅老师写出几个大字：

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

再看下去，原来题款是写给我的，一时不禁吃了一惊。

我并未向老师求字啊!现在为什么先写一幅给我的呢?大概是因为我站在旁边，算是顺水人情吧。

老师继续写下去，写了不少幅，字也越写越好。我站在旁边不自觉的喊起来。

老师的字自成一派，但每幅都似有败笔。奇怪的是，这并无损于整体的自在逍遥的气势。就像鉴赏诗的人所说：“无好句有好篇”，每句诗虽很平凡，但整篇读下来却引人入胜，毫不平凡。

另有些诗是“有好句无好篇”，每句都是金句，但通篇读下来，却不知所云。

老师的字是“有好篇”之类的，别人想学也学不来，虽有败笔，整幅看起来风格独特，有仙风道骨之感。

写到最后一幅，也是给我的，可是能回应我说“越写越好”的那句话，这一幅败笔少，是古人的诗句。

但使我越想越纳闷的，还是那句“入世翻愁损羽毛”的话，总觉得有些玄机。

当天夜晚似乎半睡半醒，脑海中总在若隐若现的飘浮着这句话。

爱惜羽毛是做人的基本常情，正人君子都会爱惜羽毛，但在老师的口气里，爱惜羽毛似乎成了一种障碍。

在胡思乱想理不出头绪时，忽然想到不久前与老师的一段对话，那天在说到《人文世界》复刊的事(一九九六初)，我好像说了一句“不能丢人”之类的话，老师却说：“我不怕丢人”。我又说：

“老师不怕丢人，但是我怕丢人啊!”

这也是爱惜羽毛的意思，做事不能丢人现眼，不能被人笑话……

又想到有一次，说到任事不易，被人批评，老师立刻说：

“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评。因为只要做事就会遭人批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怕人骂就不能做事。”

对啊!仔细回想一下，老师是不管别人的批评或背后谩骂的，他一概置之不理。前面我也提到过，对他人的闲言闲语，他会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

第二天又见到老师时，我说：

“昨晚参了一夜的话头，今天悟到了，爱惜羽毛是我的习惯，有时为了自己的羽毛，不肯去做该做的事……”

老师没有任何答复。

前不久，张尚德从苗栗到台北老古公司来，他在苗栗办了一个“达摩书院”，有不少学生。他告诉我一件事，颇有意思。

他说，有一天他的好朋友到书院去看他，这个好朋友是大学教授，张尚德就请他到课堂讲演。在整整两小时的讲演中，这位教授只说了一件事，就是骂南怀瑾，一直骂了两小时。

我颇奇怪，就问张尚德，此人是否与南老师有过节，故而如此?

张尚德说：“毫无过节。”

“那是为了什么?”我奇怪的问。

“只能说是人性如此!”

真高明的一句评语，我心中想，张尚德凭这句话，就够资格办“达摩书院”了。

我又追问一句：

“那么你如何反应呢?他在你的课堂骂你的老师?”

他说，讲演完毕，他就对这位好友说：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学问比南老师高啊!”

就凭这句话，张尚德应该算是不简单的人物了。这种现象就是老师说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反正总有人骂。

又过了不久，台北电视播映“雍正王朝”，老师在香港也看了。有一次在电话里说到雍正的政绩和行事作风，老师说：

“雍正这类的人，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别人骂不骂，他根本不管，别人是否了解他也不在乎，更不计较什么名呀利呀之类的。”

猜想这也是对爱惜羽毛的另一种注解。真要做事就不能考虑爱惜羽毛的问题，要做大事更要置羽毛于不顾。

问题是，动机必须是公而无私，那才可以置羽毛于不顾。

凌峰和贺顺顺

前两年凌峰到香港去拜访老师，因为他看了老师的《论语别裁》，而且很认真仔细的看过了。那次我不在场，听人告诉我，他滔滔不绝，还不时引述老师书中的话。真是有备而来。不像有些人听南老师有名，千方百计托人介绍来相见，等到见面的时候，还请教老师有没有著作可以给他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曾碰见过好几次这种人，当时老师笑笑，幽默的回答：“我糊里糊涂，自己也是不清楚。”

一九九八年的十月中，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李素美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约我中午去铜锣湾一家餐厅吃午餐。她告诉我还有凌峰、贺顺顺夫妇，另有包卓立等，并且饭后要与老师及大陆的来新国先生，一起讨论合作拍片的事。

餐馆相会，发现贺顺顺本人比照片更美丽有韵味。更难得的，她可不是绣花枕头，而是头脑很有些深度的人。本来她在联合报写的小文章，我就是经常的读者。

看到贺顺顺，会使人觉得上帝太不公平，她又美丽，又有头脑，又努力，又可亲，好像是完美的化身；而有些上帝所造的人，却是那么的不完美，不可爱，或者是笨。谁能说上帝是公平的呢!

很快餐厅就有人发现了凌峰，过来请他签名，因为“八千里路云和月”早是两岸三地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了。

等我们餐罢，老板也来了，向凌峰致意，并要求他能在节目中报道他们这家的厨艺。凌峰立刻就答应了。

这个餐厅的老板可是很有名气的，不久前台湾媒体报道一则消息，说李登辉总统吃“三头鲍”，听说李吃的三头鲍，就是这家老板到台湾来烹调的宴席。

所谓三头鲍，是指一斤干鲍鱼只有三个的意思，以此证明是大号极品鲍鱼。

后来媒体报道讨论得太多，大众认为李登辉太奢侈，李就说话了：

“人家请我吃饭，我就去了，我也不知道几头鲍!”

言下之意，客随主便，也不能怪他云云。

我们从餐馆到了老师办公室，大约是三点钟，老板与来新国先生已经先到了。原来是来新国想拍一部电影，是有关西藏达赖六世的一生。

达赖六世是有名的诗人，他的佛法成就很高，据说六世及以前几世的达赖，都经过确认是达赖转世；但从第七世开始，就不太确定了。

传说，因为达赖六世不想再来西藏了，所以六世以后并非真的达赖转世；虽非真达赖，想必也是有成就的活佛转世，反正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话，姑妄听之也罢。

达赖六世的诗，是很有名的，普通人听起来，感觉都是艳诗情歌；懂佛法的人读起来，感觉是借男女之情，写出佛法修证的要旨。

总之，达赖的诗很有味道，“老古”公司也曾出版过《达赖六世情歌》。

大家讨论了一阵，凌峰认为，拍电影太难，难在找不到饰演达赖六世的演员，修养不够的演员，反而会毁了达赖六世的形象。

老师认为有道理。

过了两天我到北京去了，再回香港已是十一月初。

这天下午三点，电话铃响，我顺手接了电话，对方说找欧阳哲，我告诉他，欧阳哲外出未回，对方就问我：

“请问你是那一位?”

我回答说：“我姓刘?”

“啊!刘大姐，你好，我是凌峰。”

我大吃一惊，这个凌峰好厉害，我就对他说：

“你的记性真好呀……我们才见过一次面，竟然就记住了……”

他更加机智的说：

“我印象深刻的人，一次就牢记不忘；如果印象不好的人，见多少次，也记不住。”

古人说：“天下好话佛说尽”，这个凌峰真够得上有超人的口才，灵活的头脑。当年他和张帝、张魁兄弟在电视台合作“神仙老虎狗”的节目时，大家都感觉他不简单，将来定非池中物。难怪后来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制作，确有创意，有贡献，这个人的确有天才。

那时老师正开始积极推动“儿童读经”活动，并且还制作了一个录影带。

晚饭后放录影带给凌峰看，请他提出些意见。老师对这件录影带并不满意，所以希望能由凌峰重新制作。

王教授和王先生

中国人姓王的很多，同名或者同音的更多。因为老师的口音不是标准的国音，听音也有些落差，所以常常有些妙事趣事，甚至有误解的事发生。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桩事，就是与甲骨文权威学者董作宾氏的对谈。

董氏那时仍任教台湾大学，晚年夜眠不佳。有一天，朋友陪同来访南老师，他说到睡眠不佳之苦。

南老师听了，就半开玩笑似的说：

“董先生，您老要多学学下愚啊!”

董老听了，不发一语，面色凝重，后来就起身告辞，拄着拐杖走了。

董老回去后，有人问他，南先生对你的睡眠不佳建议了什么法门?

董老不悦的说：

“岂有此理，他叫我学下女!”

台湾沿用日本习俗，称家中的女佣人为“下女”。老师的浙江国语，听进董老这位北方人的耳朵里，“下愚”就成了“下女”了。这是口音上闹的笑话。

有一次，大约是一九九四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王震义教授，正在翻译冯友兰氏的《新知言》一书。王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在美任教十载，学术研究极为深入，且颇有著作。

在他所译《新知言》第九章中，冯氏引用了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旨诀”，临济宗的“四科简”、“四宾主”等。王教授自觉译得不尽满意，那年经过台湾，就请程兆态先生介绍，向南老师请益。

程老电话得悉南老师不在台湾，故而未能会面。后来以通信方式，得到老师口述录音带，解释这个问题，时在一九九五年三月。

其实程兆态先生对禅宗的研究是颇负盛名的，他对文化的努力和奉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程氏的著作《完人的生活与风姿》一书，绝对不是口头禅，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更超出了书生之见，它对读者的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再说王震义教授，因与老师的这段因缘，他在一九九六年秋冬之际途经香港时，就特别前往与老师晤面。

这次真的见面了，而我刚好也在香港。

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后来才知道，王教授王启宗，原是旧识，曾在高中同学。

老师在饭桌上说出了一则故事，是与王教授有关的。

由于前次未能与王教授当面讨论禅宗“五位君臣”、“四科简”等问题，老师对他印象深刻。当把录音带寄去之后不久，某日，有客来访，自称是“王震义”，老师还以为他又从美国来了。

因为老师与王教授从未谋面，彼此并不认识，寒喧后，老师就问他学校情形如何等等的话。

奇怪的是，来客所答皆不相干，两人越说越不对劲，南辕北辙。

大概客人也感觉到了，就对老师说：感谢老师，幸亏看了老师的书，在患难多年的岁月，才能身心平安，度过了苦难(大意如此)。

老师听了更加不解，连忙再请教来客的大名，原来是“王正谊”先生。

把王正谊听成了王震义，闹出了一则奇妙相会的事。

听了老师说了这段趣闻，大家都笑了，所谓此“正谊”并非彼“震义”，因口音或听音的差别，发生在老师周围这类的事，还真是不少。

这位王正谊先生，是蒋母王太夫人的内侄，即蒋经国的表哥。他从前曾任政府高职，作官不易，后来受了苦难多年。那次因为老师的著述而与老师结缘，又因老师听错了名字而与老师晤面。说起来，也是有缘相会的趣事。

王震义教授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是一个诗人，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他的七节诗“第四杯”，最后一节如下：

是上天的赐福?

是人工的开物?

已让沙漠变成绿洲，

更让生命在太空登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五百年的火，更不可辜负。

我是中华流浪子，

感于古圣先贤的垂教，

和亿万位拓荒者的胼手胝足，

感谢吧，祝福吧，今宵

正是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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