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志 │ 2007-07-10 00:29:48

　　转载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反伪斗士”的言论所迷惑，正确认识保健品和中国的中医理论！

　　光明日报报道，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先生23日在京逝世。对他的工作成绩，必须予以肯定。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汲取他多年来的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确实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科技学术自主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
　治理学术不端行为要靠民主法制和法治社会，绝对不能搞个人打假、无端指控和大字报式的媒体舆论轰炸。在邹承鲁去世前，人民网科技频道还继续发表他在“反学术腐败”名义下鼓动无端指控做法，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披露证明，那样做，事实上是助长学术不端行为、是侵权伤害科研人员、是破坏自主创新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社会氛围的。
　例子：邹承鲁利用工作之便，以“学术腐败”为名封杀了刘亚光尝试用DNA手段研究经典中药“生脉散”，使支持者杨沫丢了人大常委会委员职位。后来事实证明，邹承鲁等人搞封杀的依据属于伪造、许多指控是人身攻击和政治诽谤，而刘亚光的研究方向正确（在正常环境下，即便是研究方向错误，也不见得就是“腐败”行为，用政治行政手段搞封杀是错误的）。在“非典”事件中，经典中药“生脉散”发挥了重要的治病救人作用，得到国内许多科研机构证明，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和肯定。
　例子：邹承鲁利用工作之便，以“学术腐败”为理由封杀了牛童二人试图从DNA水平向RNA水平转变的研究；最近数年，他支持留美学生和无业人员方舟子，大批特批RNA水平研究，甚至说那是“招摇撞骗”和某某某邪教的“伪科学”；就在2006年八月（即诺奖公布前两月），他的同盟还在报刊媒体发文、把他封杀牛童二人转向RNA水平研究的事情当“政绩”宣传。可是，十月份，2006年诺贝尔奖发布公报颁奖给三位科学家的理由，就是他们在RNA水平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事实证明邹承鲁封杀中国同类研究是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例子：袁隆平的科研早在1960年代就获得世界领先水平，可是，直到1980和1990年代，邹承鲁还是试图打压，甚至利用工作之便百般刁难、想方设法地阻挠袁隆平先生入选中国院士的机会。邹承鲁的海外小活计方舟子则以“打假”“反伪”之名，伪造资料和编造谎言，竭尽全力贬低和诋毁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同时，合伙在人民网科技频道发文肉麻地吹捧同伙邹承鲁。如今，人家袁隆平不但获得联合国和世界粮食科研等奖励，而且入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例子：中国获得全球人类基因测序1%的任务，邹承鲁却造谣说中国科研人员没那能力；人家做出来了，成果得到全球同行承认和赞赏，邹承鲁又造谣说人家通过“不正当”手段途径获得机会。中国水稻基因测序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一致高度评价，可邹承鲁却支持他的海外伙伴和无业人员方舟子、伙同新华社记者熊某，造谣诽谤说那是“学术腐败”。
　例子：在“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支持的海外伙伴方舟子、还有新华社一些记者们，多年来多次反复发文说美国政府宣判核酸营养是“骗局”、进而把中国搞同样科研说成是“学术腐败”和“学术作假”。可是，他们至今拿不出原文证据证明美国政府什么时候、在哪个法庭、就什么案件宣判了核酸营养是“骗局”。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没做那个宣判，且在2001年还为那科研颁奖了。邹承鲁支持海外伙伴方舟子的那些做法，是否以“反学术腐败”为名为海外搞同类产品的公司打开中国市场服务而打压中国掌握同样科研技术？至今他们也没交代清楚商业利益关系，没交代清楚他们为啥专打中国公司、而不打搞同类产品的美加公司。此外，国内外学子披露，邹承鲁那样做还有个个人目的，即对多年同行竞争者和老前辈李某某搞政治诽谤，试图借“学术腐败”之名把李某某一棍子打死。
　例子：民间呼声最高的邹承鲁打假冤案可能就是山东大学的张颖清提出的生物全息理论。张颖清认为，生物体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份都包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比如自然界中存在一片树叶的形状和整棵树的形状一样的情况，中医针灸中在耳朵处扎针却能对身体的其他部份产生作用等。外界称张颖清1985年创立的全息胚学说，为12年后克隆技术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邹承鲁对中医是一窍不通，却指使不懂中医的周某某、用中学几何学和逻辑推理诽谤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的中医针灸经络学，说经络学是“伪科学”，还开个会拿去作“证据”。随后，邹承鲁、何祚庥、方舟子却以“伪科学”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张颖清，并取消其科研经费，张最后在2004年病逝。事实上，张颖清教授的研究完全符合卫生部官方文献阐明的经络学原理，他的研究也得到中国、美国、欧洲中医学界、以及跟世界卫生组织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世界针灸学会的赞扬和肯定。事实证明，邹承鲁的那些做法，是典型的伪造数据和通过诽谤打封杀研学术的行为。
　许多事实说明，多年来，邹承鲁的做法对中国科技学术的发展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甚至造成重大冤案。那些做法，也严重破坏了中国科技学术自主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社会良好氛围。
　前些日子，根据人大常委会审核与同意，科技部发布部长令、公布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国家法规条文《处理办法》，并明确指出，治理那类问题必须依靠民主法制和法治社会，反对大字报式的无端指控。可是，就在这之前数日，邹承鲁还在人民网科技频道发表文章，鼓吹完全相反的、即他和他的同盟何祚庥等人搞了多年的“个人打假”和媒体舆论轰炸那种大字报式的无端指控的所谓“打假”做法。
　据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科技部公布部长令和相关法规的时候，科技部高级官员做了许多说明，其中科技部政体司司长梅永红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科学蒙难的事件：
　--- 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发表了一篇《原子相对质量的测定方法及原子进入化合物时数目比例的确定》,被冷落了27年。
　--- 19世纪末德国青年数学教师康托尔创立了崭新的集合论，被冷嘲热讽达10年之久，后死在精神病院。
　--- 1951年,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提出“可移动的遗传基因”学说，被讥讽为“百分之百的疯子”，直到1973年才受重视，198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司长梅永红说：这些都说明对于复杂的科学研究真假的判定，依靠单个人的智慧是不可靠的。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即使是顶尖的学者，对于本领域浩繁复杂的学术问题都遑论精通，更何况对于那些跨领域、跨学科学术问题的判定。 　司长梅永红又说：在近现代科学史上，由于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举不胜举，并且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科学悲剧。因此，我们提倡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也鼓励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但不赞成用“网络大字报”的形式对严肃的学术问题进行真假的裁定。制定《处理办法》，就是要把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的受理、调查和处置纳入法制化轨道，力争使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理性、合规、合法和圆满的解决。我们需要净化科研环境，同时也需要优化科研环境，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宽松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这，大概就是如何汲取邹承鲁留下的教训的绝好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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