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式“福利国家梦” 奔走在路上（全文）

2013-08-12 06:30:00　来源: 云南信息报(昆明)　有0人参与

新加坡牛车水街边下象棋的市民。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政策比较全面，民众较有保障。　　本报记者龚垠卿摄

西方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通过立法确定并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从而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于20世纪中期建成了“福利国家”。这一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的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随着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临，西方“福利国家”遭遇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其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后，西方各“福利国家”虽然对其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具体政策进行了以社会化为取向的改革和调整，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社会保障的根本制度，更不可能改变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国家对社会福利高度介入，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调节市场运作失灵,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人们对福利金和政府服务过分依赖，工作意欲淡化；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削弱；政府负担过重，公营部门规模过大，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等。

一直以来，“高福利”“社会保障”都是移民广告上的“高亮”字眼，“福利国家”似乎成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属名词。随着在经济上取得显著增长，亚洲国家也着手改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迈开向“福利国家”转变的步伐。

在欧洲陷入债务危机而使其福利制度备受质疑之时，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致力于提供惠及更多民众的社会福利，而习惯了“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亚洲人，也渐渐开始学会把福利政策当成自己的应得权益来要求。

对广大民众来说，这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事。但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福利化进程过于追求速度和数量，也导致了各种问题。老百姓真正得到的实惠，并没有政策中描述的那么好。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南亚国家来说，要真正走上福利国家之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东方式福利社会，渐行渐近

在早些年，欧美发达国家在建设“福利国家”方面的表率，并没有获得亚洲国家的普遍认同。2001年，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表示，社会福利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种“拐杖心态”，而这种心态最终会导致“懒惰、依赖和滥用社会资源”。

与欧洲社会保障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相比，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在二战以后才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二战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把经济增长看作第一要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它们把社会福利看成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高福利的政策制度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和生产成本，削弱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霍利迪把亚洲的社会保障政策定义为“生产主义”——亚洲长期以来发展社会福利的目的是“促进生产”，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增长目标，与欧洲正相反。

社会福利政策普遍向产能高的行业倾斜，享受较高福利待遇的往往是高产能行业的员工，而不是那些实际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群。而对于那些获得较高福利的“幸运者”，福利也不是他们理所应当享受的权益，更像是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资。

然而随着东南亚、南亚经济的崛起，原先这些依赖年轻的人口、丰富资源和“孝顺家庭”的国家，变得更富有，同时也更“老”。于是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观念，制定养老、医疗保险、扶贫的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国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

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无疑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本土”因素有着许多内在的逻辑联系，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了有别于欧美传统社会保障模式的“东方式社会福利”。

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念白皮书》提出“家族为根，社会为本”。因此，新加坡十分注重发挥家庭的社会功能，要求国民充分履行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鼓励家庭成员集合资源照顾子女奉养父母，互助共济。这一理念充分反映在中央公积金制度中。“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是会员储蓄以保障个人、配偶、子女以及父母的医疗费用。会员不但可以保障自己，而且惠及配偶、父母和子女，尽到孝道与责任。而“最低存款填补计划”和“家庭保障计划”“家属保障计划”的推行，强化了家庭保障功能。

全民保险，看上去很美

“2014年1月向全国2.4亿人口提供健康保险。2015年7月把养老金、丧葬费和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公民。”这是印尼政府于2011年提出的一项法案，为大多数因为昂贵医疗费而倾家荡产的穷人们带来了“福音”。

近几年，印尼不断出台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2005年，3640万穷人获得政府医疗补助，2008年实施Jamkesnas项目后，获得政府医疗补助的穷人增加到7600万。政府今年为该项目拨款约7.1亿美元。

在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提高社会福利也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在菲律宾，国有保险公司的PhiHealth项目已经覆盖了全国85%的人口，2010年这一数值为62%。同样，在印度，虽然过程很缓慢，但其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大约1.1亿人口，这一数值为美国未享受保险人数的两倍。

新的亚洲社会福利体系关注的不仅仅是居民健康问题。2001年，泰国已经实现全民卫生保健项目；2011年5月又为非正规部门工作人员提供养老金。2008年，印度将每位农村居民纳入工作保障项目，只要农村家庭申请，便为其提供每年100天的最低工作保护。

政策令人兴奋，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过于追求数量和速度，许多“看上去很美”的社会保障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泰国社会保障署出台的法定退休金制度，规定退休职工每月可领取1500泰铢（约合300元人民币）至2000泰铢（约合40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但这在城市里甚至难以糊口，而那些没有被纳入政府福利体系的人员，如农民或没有固定工作的城市老人，连这份福利也无法享受。

政府每年给贫困老人三四千泰铢（约合人民币600—800元）的补贴，这笔钱平摊下来，每人每天还不够在城市里买两碗米饭。而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贫困老人能够领取这份微不足道的补贴。由于种种原因，那些至今未能取得泰国国籍、也没有本国身份证的早期移民，仍然无法享受政府针对国民的各类福利政策；一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人，由于对政府政策不了解，也无从领取补贴。

印尼扶贫特别小组负责人维迪安托坦承，政府许诺在2015年前为全民实行的福利仅是“固定福利”。在这一体系下，公民享受的养老金或许与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不匹配，政府对于福利的数额及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维迪安托表示，不幸的是“现在政府还没有人对此有所准备”。

印度虽然在公立医院实行免费医疗，但政府的投入却相当有限。据统计，印度目前是全球人均医疗费用投入最低的国家，医疗卫生投入占其GDP还不到1%，全国的公立医院仅有17.5万张床位是处于使用状态的。

排长龙、缺医生、缺设备、缺病床、缺药等等，使印度公立医院供应严重不足，基本上只有花不起钱的穷人才会到公立医院就诊。据调查，选择到公立医院就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30%，这个数字刚好与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相近。

拓宽资金渠道，绕开“弯路”

作为福利国家的后起之秀，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跳过西方国家之前走的弯路。

在新加坡，社会福利主要依靠强制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障。政府主张“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掏钱”，从保障资金的来源上强调个人对自己的福利保障要承担足够的责任。也就是说，新加坡公民需要支付福利基金，日后才能够享受养老保险。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体系作为社会保障的支柱，其最大特点是以强制储蓄的形式实现自我保障，不具有再分配的功能。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局成立于1955年，隶属于人力部，是中央公积金的托管机构。其主要原则是让人们依赖自己的储蓄来保障晚年生活，由雇员和雇主按法定比例交纳，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印度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但同时也注意拓宽渠道，积极吸纳各种社会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保障。如印度除了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险外，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领域非常活跃。

先进的科技能够让亚洲的福利体系成本低于西方的旧体系。截至去年，英国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历时十年，耗资64亿英镑将其体系数字化。印度针对贫困人口的新医疗计划从一开始便无需使用现金支付、不用纸质文档，而采用智能卡支付、电子录入信息。在巴基斯坦，受益于班吉尔补助计划，贫困人口仅需一通电话便可完成补助金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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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共1条评论）

匿名网友 说：高福利，真的有高收益？

2015-07-10 03:33:24
高福利，真的有高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