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章: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与中国直销发展

　　四是在调整区域结构过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只有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不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
　　2、方针政策：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
　　当前，应抓住经济回升而且比较稳定的时机，更多地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使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更合理、更坚实。
　　去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在保增长、扩内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于中央提出的调结构要求，不少地区落实得不够理想，具体表现为一些能耗高、排放大的项目重新上马，一些新兴行业盲目扩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也暴露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信贷扩张对小型、微型企业支持不够。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隐忧。在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前些年投资和出口增速快但效率低，在国内外需求收缩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孕育着突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力图在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先导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形成后危机时期的竞争新优势。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减少碳排放、减少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这些势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感，密切关注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谋划跨越危机的新举措，在调结构、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应善于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加快自主创新，积极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努力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方面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切实推进结构升级；善于利用国际企业重组并购成本降低的时机，有效吸引多种外部资源和要素，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促进国内区域合作与合理布局，形成地区优势互补；促进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整合，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应成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也应成为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我国能源禀赋结构以煤炭为主，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众多，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同时，我国制造业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体系比较齐全，熟练技工充裕，又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快运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可以把我国在市场需求、成本、规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组合起来，形成新优势，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调结构、促转型要取得预期成效，必须抓紧推进改革和体制创新。应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在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资源价格体制、统计考核评价体系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科学民主地设计改革方案，凝聚改革共识和动力，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可以考虑的改革举措主要有：发展多层次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机构反应机制；激活社会自主投资，改善创业环境，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特别是尽快完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源环境税和流转税改革；完善稳定楼市政策，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抑制资产泡沫，等等。去年价格总水平很低，为今年推进资源价格体系改革调整提供了较大空间，应抓住这个有利的改革时机。刺激技术进步、推动结构调整靠什么？很重要的是校正扭曲的要素价格，让真实的市场信号起基础性引导作用。
　　3、基本路径：做到“三个警惕”
　　2009年，在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内在动力仍不足，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整经济结构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在不断累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消耗过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事实证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二产而忽视一、三产，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现象，必然是难以为继，必须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另外，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幅度进一步加大，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升级调整日渐加快，这些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此时，如果我们再不抢抓机遇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那么经济发展代价只会越来越高，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发展道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经济发展新的水平看，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更紧迫的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比如，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日渐加剧，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得靠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理论上看，速度和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带来更大危害。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多结构失衡的代价,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失衡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构失衡问题的弊端充分显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冲击和困难，科学解决之道在于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可以通过科学发展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反之，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不仅不能使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
　　从短期来看，“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例如，当前就业问题仍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要拉动就业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为调整结构而减少投资，则就业无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难以获得，消费内需无法提振；如果为维持就业而扩大投资，则产能需要通过出口加以吸收，否则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则难以为继。因此在总量保增长的同时，我们应更多思考速度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总量增长加剧结构失衡。
　　一年来，我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出台了抑制产能过剩、推动机制创新、制定产业规划、推进区域协调等一系列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措施和规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总体来看，结构调整步伐还跟不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付出了结构恶化的代价，因此必须要警惕总量刺激计划加剧结构失衡的问题。
　　一是警惕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在投资的强力拉动下，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突出，甚至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能等也不同程度存在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等问题。
　　二是警惕经济增长与所有制结构失衡。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一些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而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普惠，在某些经济领域还有可能受到国企市场扩张的排挤。民企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客观上会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使投资主体趋于单一。
　　三是警惕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失衡。作为劳动力优势突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超过1/3。目前，4万亿投资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能够部分扩散到钢铁、水泥、电气设备等上游工业企业。而原先出口需求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直接受益，多数行业在这个需求结构切换过程中不能显著改善其行业景气度，因而出现总需求企稳，但就业形势依然紧张的局面。
　　（二）经济方式的转变关键是扩大内需，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消费政策仍需完善，这对直销行业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信息。
　　无论是着眼于短期应对外部危机冲击，还是着眼于长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都必须依靠内需主导型战略发展自己。2009年我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够迅速见效，投资和消费这两大内需潜力的释放是根本依托。预计今年的投资需求仍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去年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带动投资需求的巨大增长会保持其惯性。今年刺激投资需求的计划仍会带动2万亿元投资规模，加上社会投资逐渐活跃，再考虑到结构性减税和加强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等改革措施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今年投资需求将会呈现比较正常的快速增长。
　　扩大消费需求是我们多年的努力方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6％，是全世界最快的。当然，消费增长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慢于GDP增速，最终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因而导致投资率高企而消费率下降。短期原因在于，应对危机的措施使得投资增长更快。长期原因在于，收入分配还不够合理，工薪收入增长慢于利润增长，居民储蓄增长慢于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阶段，对投资和消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要看到，消费决策属于个人和家庭行为，根本上取决于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所决定的预算约束，刺激消费不像刺激投资那样见效快。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同时，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
　　一是结合小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支持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农民自建住房。国家宜采取补贴政策，支持建材和装修材料下乡、下小城镇。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主要是买房子、买轿车，而农村居民则主要是盖房子和装修，改善居住条件。农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亟待调动和满足。这是一项力度大、影响深远的鼓励消费政策，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能拉动生产、就业和投资；不仅涉及农村，而且会扩散到小城镇，影响城乡统筹和城镇化进程，因此应当注意做好相关规划。
　　二是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低收入群体困难补贴。此类补贴可采取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目前虽然已规定一部分减持的国有股纳入社会保障基金，但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居民短期消费。应拓宽思路，使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一部分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等形式，直接用于支持居民短期消费。
　　三是研究调整奢侈品税收政策，兼顾好刺激消费与引导绿色消费的目标。消费奢侈品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和需求多元化的客观趋势。应把大量对奢侈品的购买力留在境内，为拉动消费作贡献。降低奢侈品税率或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通过环境税的配合，抑制奢侈品消费带来的资源环境损失。我们既要鼓励消费，也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新兴经济体目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此背景下，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作用凸显，并成为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新起点。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消费政策仍需完善，这对直销行业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信息。这是因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为直销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正在走向消费大国，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第一，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会更为复杂，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我国正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将伴随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近来我国消费率提高并不明显。从2009年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显不足。
　　随着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关键就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消费主导型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无疑为我国直销行业的发展又一次提供了契机。随着国家进一步鼓励消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直销产品在城乡的消费就会大幅增加，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