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董事长王永良被云南昆明东川区远洋捕捞
http://www.dsblog.net 2025-08-19 09:34:26
令人费解的是,东川区公安局在未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立案。第二次庭审时,三名办案警官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法庭提供立案时的相关证据。
辩护人就此提出三点核心质疑:
一是东川区公安局存在零证据受案、零证据立案问题,所有相关证据均在获得指定管辖后取得,其管辖权基础存疑;
二是根据相关规定,本案涉及直销企业应由市一级公安机关管辖,区一级公安明显违反级别管辖规定;
三是依据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本案涉嫌逐利性违法管辖,应指定湖南株洲法院管辖。
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同样存在重大争议。辩护人出示的同日出具的《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和《监视决定书》显示,在王永良拘留期满后,东川公安在不符合逮捕条件且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通过“先释放后监视”的方式将被告人从看守所带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变相羁押手段持续了两个月。
值得关注的是,东川区政府官网数据显示,该区罚没收入从2023年的2824万元激增至2024年的4541万元,而本案起诉书认定的犯罪金额达2亿元,已冻结被告人及近亲属3000万银行存款——若定罪,仅此一案就几乎相当于该区近两年的罚没收入。
更具戏剧性的是,裁判文书网显示东川区2023、2024年全年刑事案件不足200件,但据王永良当庭陈述,办案人员透露该区两年内就办理了10余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这一异常数据对比令人深思。
异地执法引争议
对于涉及直销企业的案件,相关法规有着明确的程序要求。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传销案件侦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公经侦〔2020〕360号)》规定,传销案件若涉及直销企业、生产型企业或电子商务企业,必须通报企业所在地公安部门,并上报两地共同上级公安部门即公安部。
然而庭审中,东川区经侦大队长明确承认警方未就本案向公安部履行通报程序。
在第二次开庭时,面对法庭传唤到庭的东川区经侦大队长、案件主办警察及网安大队负责人,经侦大队长给出的解释显得颇为牵强——他声称立案时已知晓涉案的炎帝公司,但因听信一位无法提供真实姓名的炎帝公司工作人员口头表示“王永良的行为与公司无关”,便草率认定无需上报公安部。
这位大队长当庭承认曾实地走访过炎帝公司厂区,亲眼目睹商品包装均带有炎帝生物标志,所有人员工作地点均在该公司,且清楚知晓王永良作为炎帝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身份,却依然坚持将案件定性为“王永良个人行为”而与公司无关。
但是同场出庭的另外两名警官对于这一明显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自始至终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
株洲政府九赴东川
2024年9月19日,法迅独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封《民营企业家的求助信》引发舆论震荡。
信中,王永良以“远洋捕捞”“趋利性执法”“非法冻结财产”等字眼,向株洲市人民政府发出救助企业的呼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川公安局跨省对炎帝公司采取抓捕行动后,株洲市委政法委立即牵头组建了由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和天元区政府组成的专项工作组。经市监局调查核实,炎帝公司并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株洲市天元区政府人员透露,东川公安局到炎帝公司开展抓捕行动后,株洲市委政法委迅速牵头,联合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天元区政府成立专班。
市监局对炎帝公司进行调查后,作出明确行政认定,未发现其存在违法行为。
同时,专班政府成员多次赶赴东川,与东川政府就本次事件进行沟通协调,截至目前,已往返九次,足见当地政府对该企业的重视与维护。
检方指控与证据争议
在东川区法院的庭审现场,一场关于传销活动的指控成为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的焦点。
检方试图通过价格鉴定证明炎帝公司产品价格虚高,但《价格认定结论书》的生成过程显得草率。法庭上,检察官未能解释价格虚高的具体依据,甚至未提供产品实际售价作为对比。更令人费解的是,价格认定中心拒绝向法庭提交认定材料,工作人员当庭表示:“办案人员告诉我不用交给法庭,写一份情况说明就行。”这种回避审查的态度引发了辩护方的强烈质疑。辩护人指出,价格认定不仅缺乏依据,部分产品的认定价甚至低于成本价,而会员和第三方平台证据均显示,炎帝产品的市场接受度良好,价格合理。
庭审中,东川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永良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担任北京北方大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设计传销规则和要求,组建“快乐国际”APP运营团队,设立规则和奖励,吸引下线会员在京、滇等地拉人头发展下线获利,涉及人数达1334211人,非法获利约2.1亿元。
东川区检察院认为,王永良等人的行为是以推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入会费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已触犯《刑法》第224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证明涉案产品价格虚高,东川区公安局委托东川区价格认证中心对炎帝公司销售的21款产品进行价格鉴定,并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
第一次开庭时,检察官出示该结论书以论证产品价格虚高,却未出示产品实际售卖价格的证据进行对比,便得出价格虚高的结论。当审判长询问结论的依据和逻辑时,检察官未能作出解释。
王永良的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指出,《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得出过程相当“粗糙”,既没有认定依据,也没有认定过程,甚至某些产品认定的价格还低于成本价。
合议庭在庭前会议结束后,曾向东川区价格认定中心调取价格认定过程中的所有资料、卷宗,但两个月后,价格认证中心仍未向法庭提交。价格认定人员当庭表示:“办案人员告诉我不用交给法庭,写一份情况说明就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有被告人、会员都表示炎帝公司产品效果好,成为商城会员后,产品价格比其他渠道购买更便宜。辩护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淘宝、京东平台同款商品的销售页面截图,证明在第三方平台同款产品价格更高的情况下,销量依然可观,由此可见炎帝公司的价格十分合理。
庭审时多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指出认定各被告人涉案金额所依据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不符合鉴定规范、且计算方式存在严重错误。第二次开庭时,法庭通知了昆明旭坤会计师事务所鉴定人员出庭。
王永良和多名被告人辩护律师共同在庭审时指出,《司法会计鉴定书》中最大的逻辑错误是鉴定人员将会员往平台充值的约1.1亿元和会员在平台消费花掉的约1.1亿元叠加计算得出涉案金额是2个亿,明显是为了虚增涉案金额。
审判长也注意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就此向鉴定人员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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