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赌场变身绑架巢穴　屡禁不绝致传销蔓延

　　而那位无辜的老人，由于确实身无分文、亦无下家可骗，在反复折磨中，“手指肿得馒头一样，连站都站不稳。”

　　来自金华婺城区的经纪人周丽华、周美华、周丽萍三姐妹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作为最早一批的金华籍经纪人，三人都嗜赌如命，在金华就曾多次开设赌场，多次被罚，仍屡教不改。

　　根据业已被抓获的周美华供述，周氏三姐妹成为经纪人，同样源于一次边境赌博。

　　2007年底，三姐妹经上线福建人“水哥”介绍，在黄金城赌场身陷囹圄，大姐周丽华随后被扣在赌场，两个妹妹则筹钱营救，在凑足30万后，周丽华被放回国内。类似的赌博反复多次，三姐妹轮流充当人质，不断筹钱赎人。

　　2008年7月，是周氏姐妹正式充当经纪人的开始。周和上线“水哥”一起帮这些赌客洗码，逐层赚取洗码费。尝到坐收渔利的周氏姐妹还发展了自己的下线——同乡赌客吴某回国时物色客人，带到赌城内洗码。

　　警方掌握的资料证实，单在周美华一人名下，已经有三条带人的下线，仅有名可查的赌客就有40多人。

　　疯狂的传销，在亲戚、朋友和老乡之间蔓延，最终将赌场的绑架之手伸展至更遥远的家乡，波及更多无辜的人。“到现在最严重的是桐庐地区，这种传销游戏竟发展到5个层次，波及88人。”丁仕辉说。

　　打击掣肘

　　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有时解救人质几乎成了外交和政治的问题。

　　“边境赌场情况复杂，很难禁绝。”丁仕辉无奈地说。漫长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线，森林密布，跨越非常方便。除了正常的通关关口，边民随时可以出入。边境管理难，成了赌场继续生存的重要边境条件。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家间的司法差异上，利用这些差异，犯罪嫌疑人往往能成功规避国内法律的打击。

　　丁无奈地说，“刑法规定，一个中国公民在国外犯罪，只有他国认为是犯罪且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我们在国内才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赌场所涉的非法拘禁、赌博、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和轻微的故意伤害罪，量刑都在三年以下，在国内无法得到刑事处罚。”

　　赌博的犯罪嫌疑人所触及罪刑种类繁多，故意伤害、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运送他人偷越国境，总共将近十个罪名，却分由公安机关不同警种管辖。“如何配合协调，究竟以谁为主，也成了一个公安内部需要协调的问题。”

　　取证也成了一大难题。赴境外赌博，几乎很难采集证据。“一个案件如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办案取证的成本如果太高，各级机关在打击上的积极性就很容易被挫伤。”

　　丁仕辉说，只有“整合内部的警力，找到合适的罪名，找到核心的取证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去年12月，浙江省警方与管辖边境的云南省警方合作签署了联合打击协议，随后确定了重点打击“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和运送他人偷越国境”三项罪名的策略。赌博犯罪被暂时不提。“这三项罪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打击的行为，也是目前所有犯罪最容易取证的。”丁介绍说，“只要查询犯罪嫌疑人有无办理合法出境手续，一旦没有，就可以拍照片证明他在境外，在证据链上锁定他的犯罪行为。”

　　但后续更实质的抓捕仍涉及到两国的司法协作。浙江警方要抓人，往往需要熟悉情况的云南警方出面协调。而这时放不放人质，移交不移交犯罪嫌疑人，主动权往往在赌城所在国政府。“有些时候，简直是靠人情在实施解救和抓捕，维护法律的尊严”，有警官无奈地表示。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赌城所在地，都是所在国特批的特区，黄金城和迈扎央，都设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宛如自治的国中之国。

　　以黄金城为例，虽然老挝也象征地在赌城内设有警察机构，但警方基本不管。实际的掌控权，几乎全在黄金城的地区机构，而其又是赌场经济的受益机构。

　　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有时解救人质几乎成了外交和政治的问题。

　　云南当地人士分析说，年前缅甸迈扎央的赌场能够关闭，除了中国境内断水、断电、断通讯的手段施压外，缅甸国家层面对地方武装的警告亦有不小作用。

　　早就虎视眈眈、意图消灭地方武装的缅甸军政府，借助国际舆论的压力，迅速在迈扎央周围部署1200名士兵后威胁说，如果赌场再继续下去，他们就打进来了。“克钦地方武装很害怕，迫于压力才最终关闭了赌场。”

　　即便困扰重重，但亦非束手无策。丁仕辉说，“虽然你在境外有他国的法律保护，我奈何不了你。但你这种犯罪是骑跨式的，一只脚在国外，另一脚在国内。”“赌客在国内，经济往来都在国内。赌场经营者的社会资源也在国内。他的钱赚过来也是要在中国花的。只要他割不断这层联系，我们仍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