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抗癌课” 传销组织将黑手伸向癌症病人

　　4月底，在得知张某要在钦州市给中级班学员进行大集训的消息后，记者建议周芳去找钦州当地相关部门投诉。
　　5月5日下午，记者陪同周芳来到钦州市钦北市场监管局、钦北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等部门进行投诉，并提供该公司正在进行集训的线索，希望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检查。
　　钦州市市场监管、公安、卫生监管部门随后组织人员，于下午4时30分左右来到该公司并封锁现场。现场发现，该公司正在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60余人进行宣传培训，学员之间正在互相练习针灸。初步取证排查后，执法人员将甄别出的48名相关人员带离现场分三个区域进行审讯，押扣涉案物品一批并查封光和三通公司办公场所，其余人员就地遣散。
　　经过连夜审讯，钦北区市场监管局初步认定广西光和三通公司以教授针灸、艾灸及销售相关保健品为幌子，交纳会员费，拉人头，分提成变相从事传销经营活动。
　　在5日下午的突击现场，记者看到，由于此前长时间在密闭空间学习，有几位身体较弱的学员出现呕吐现象，执法部门派来医院的救护人员前来救治，然而这些学员拒绝就医，直言：“你们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会看病，不需要你们。”学员随即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灸包开始给自己扎针“治疗”，并开始吃起了该公司产品——售价昂贵的雪莲膏。
　　记者从钦北区卫生监管部门证实，为杨荣“治疗”癌症的张某、黄某二人并没有卫生部门统一发放的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其公司向学员收取8100元后即可颁发的、由“中国卫生人才培训指导中心”发放的岗位能力证书并非正规行医证书。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的医生告诉记者，不正规的针灸如果扎得过深有可能造成气胸等脏腑伤害、消毒不严谨则可能导致感染。而倬玮三通此前的授课模式是，让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学员在集训几天后即可回到老家给身边人扎针“治病”。

　　警惕：
　　打击传销面临新挑战
　　“我不知道我的日子还有多久，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听他们的话，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表示，当前的传销活动已从异地传销、人身控制转变为以网络传销、精神控制为主。“上述这起案件以公司、产品、培训作为掩护，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李旭说，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提供的往往是“三无”或低质高价的产品，再辅以一些无科学依据的所谓技能培训，其实质还是以返利的方式层层发展会员，并对其成员进行“洗脑”式传销。
　　记者了解到，仅2017年至今，钦州市已组织大型打击传销行动137次，查获涉嫌从事传销人员2406人，教育遣散传销人员2297人。
　　钦州市市场监管局打传办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地方打击传销行动面临新的挑战。一是传销组织反侦查力增强，特别是在资金流转方面防范手段增多；二是传销人员攻守同盟对抗审讯；三是传销活动呈现“游击”现象。
　　此外，执法打击面临法律掣肘。一是现行《刑法》确定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追诉标准过高，与传销行为危害不相匹配，且对构成该罪的证据要求、移送标准、管辖范围等缺乏细化规定，导致批捕和起诉难。
　　二是打击传销刑事规范与行政规范存在空档，对未构成犯罪的传销高级人员，公安机关缺乏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禁止传销条例》赋予了市场监管部门一定的权力，但现实中仅凭市场监管局的执法手段难以调查取证。三是传销行为民事责任法律规范不完善，传销受害人难以得到必要的司法救济。
　　周芳的律师、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杨巧律师表示，对于杨荣因误信传销组织导致病情危重的情况，难以追究组织头目的刑事责任，目前周芳只能通过民事诉讼，以虚假宣传的证据来起诉，以期获得一定的民事赔偿。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莉芳表示，传统的“北派”和“南派”传销现在融合升级的趋势明显，除了传统的金字塔型，还衍生出了蜘蛛网型、多点网络型等多种扁平化组织架构，因此在追诉“组织、领导传销罪”时难以界定。建议细化相关法律的追诉标准，同时，加强对于传销行为的监管，打早打小，尽可能把传销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应加强对出租屋和酒店的管理，建立起邻里守望制度和社区监督机制。
　　李旭表示，近年来传销活动不断变换“马甲”，但其缴纳入门费、层层发展会员、提供高额返利的三大特征不会改变。群众在从事投资活动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目前，钦州当地公安部门和检察院己批捕了三通公司3名骨干人员，对“师父”张某发起了网上追逃令，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在成都，杨荣仍在医院不断地接受放化疗，晚期癌症手术后非常高的复发率使他对未来乐观不起来，“我不知道我的日子还有多久，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听他们的话，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现在，周芳一边要照顾病重的爱人，一边为维权四处奔波。而在杨荣的老家，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正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期盼着杨荣康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