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反腐风急 雅芳霸王条例垄断权力造危机

　　建立“合规体系”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在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的整体排名处于上升阶段，但中国仍属于“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

　　自建国初期，中国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旨在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多次运动，并颁布多项法规。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96年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容进行了细化，首次提出“商业贿赂”这个法律术语，并明确了商业贿赂的内涵和外延，为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2008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减少企业领导人的腐败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汪玉凯认为，这些都是体制内的反腐，是上级对下级的反腐，而且成本高、效果差，中国体制外的反腐机制并不完善。

　　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重点，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并建立了社会领域的预防腐败机制。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举报腐败行为。

　　汪玉凯指出，近年来的网络举报和媒介举报，与体制内的反腐制度相比仍然显得比较弱，而权钱交易发生在高层，老百姓没有手段可以监督，这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行为。

　　从透明国际1995年~2009年的整体数据看，1995年~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增长速度较快。从行业看，金融行业走在了前面。

　　银监会纪委副书记黄家全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说，银监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

　　2006年10月25日，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各银行建立与其经营范围、组织结构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并建立合规绩效考核制度、合规问责制度和诚信举报制度等三项基本制度。

　　同时，银监会纪委还加强了对监管部门的监管，并约法三章，向社会公布；清理了工作人员的个人贷款、经商办企业和入股农村信用社等行为，维护了监管的公信力；实施监管履职回避制度和全员问责制，并建立内部监督制度体系。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后，银监会的监管与内控体系得到了国际上的肯定，2009年，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风险协会将该组织的年度风险管理者大奖授予中国银监会及其主席刘明康。

　　“在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里，合规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中国企业也应该如此。”王志乐建议。

　　经过深入研究，王志乐总结出跨国公司合规体系主要有三部分：一是预防出现违规。企业最高领导明确把合规经营放在首位，并由公司副总裁担任首席合规官，把合规体系从上至下，从海内到海外公司推广，并加强员工培训；二是公司除了设有首席合规官，还邀请第三方机构核查，设立咨询和举报热线；三是在公司出现违规行为后，处理绝不手软，并在事后找出漏洞，完善合规体系。

　　目前，在大型跨国公司里，已经形成了对违规事件的“零容忍”，即使没有造成后果的不合规行为也要受到处罚。

　　2008年，一名雅芳员工致信雅芳CEO钟彬娴(Andrea Jung)，称在中国境内的经营机构内或存在与经营相关的不适当的差旅费、招待费和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与中国政府官员旅游有关。2008年6月，雅芳总部开始对雅芳(中国)有限公司展开内部调查，并就此内部调查主动知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美国司法部。

　　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向外国官员行贿的行为可能受到严厉的刑事和民事的双重制裁。企业一旦卷入丑闻，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因此企业都会自我约束，不惜成本建立内部合规部门，日常自查，防止和发现员工或代理人支付任何不当款项。

　　美国法律对商业贿赂有着严格的惩罚机制，但欧洲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却宽松得多。欧洲法律规定，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中介代替公司去做一些事情，并且中介费可以计入成本。

　　专家认为，治理权力腐败，更要从政府行为的透明与公开入手，这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的土壤。同时，中国应该尽快出台《反腐败法》等法律，加大惩处力度，让腐败行为付出巨大代价。

　　“如果政府强势，与民争利，就创造了权力集中的基础。”在行政管理方面，汪玉凯认为，分权改革可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主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经济建设上发挥市场作用，摆正政府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