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反腐风急 雅芳霸王条例垄断权力造危机

　　“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这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在临刑前发出的感慨。

　　2006年12月28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根据法庭公开审理时出示、质证的证据认定：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郑筱萸在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通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

　　同样是新药审批，以2004年为例，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这一数字差异的背后，是二者对新药认定和新药审批权力的差异。

　　正是因为掌握了众多新药的审批大权，使郑在利益诱惑面前，流露出贪婪的一面。

　　然而，郑的死并没有震慑住继任者。2010年5月，就在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后的2年零11个月，同样的地点又发生了同样的故事，这一次的主角是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

　　行贿权力

　　自2005年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案被捕之后，张敬礼就成了国家药监局负责医疗器械的最高领导。由于张掌握着医疗器械注册的生杀大权，企业为了加速抢占市场，往往会把张敬礼作为首要的公关对象。

　　从郑筱萸、郝和平到张敬礼，为何药监局频发官员受贿案？

　　国家药监局在1998年由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个部门合并而成。国家医药管理局管企业，药政司负责审批新药，合并后的药监局大大强化了审批新药的能力，却没有切断和企业的联系。

　　分析人士认为，2002年开始，国家药监局由属地管理变为垂直管理，此次改革虽然解决了职能重叠、政出多门、监管分散的弊端，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权力过度集中，且没有管理控制和监督，这正是药监局频发腐败的根本原因。

　　权利过度集中的不只药监局一个部门。匡新案发前是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处长，此前曾任民航处处长超过10年，该职务是“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之一。在匡任民航处处长期间，所有机场的规划建设和航空公司购买飞机，在报经民航总局批准后，都要报国家发改委批准。匡的权利大到机场规划建设的审批，小到每个航空公司可以购买几架飞机。可以说，这种不合理的权力配置葬送了匡的前程。

　　“过多的权力腐败案件的发生是源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缺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汪玉凯认为，权力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权力过多、过大，市场权力过小，如果政府把权力交给市场和社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中避重就轻，部门设置仍不合理，政府设置的门槛过高，市场和社会的门槛就越高，政府的权力也就越大。

　　反思民航腐败案、药监局腐败案等，不难发现，政府部门权力过大，且过度集中，更容易造成寻租的机会。